春秋战国的那些政客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秦国就此走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秦孝公也没有失信。按照当初《招贤令》所约定的“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说，将商洛一带作为封地赐予公孙鞅，至此，公孙鞅的名字，在中华泱泱千年历史上，也成了“商鞅”。而他的治国理念和思想系统，也成为了一部足够令历代君王反复思考和品读的《商君书》。
    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长沙王太傅贾谊的《过秦论》中，对这场铭记史册的巨大改革，只有不到五十字的描述：“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然而，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掩藏了怎样摄人心魄的腥风血雨，平白直叙的几十字之下，埋葬着如何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或许，只有巍峨的函谷关，与沉默的青山，才看得清楚。厚厚的时光之沙弥漫在岁月的长河上，让试图去眺望彩虹的追逐者迷了双眼，而无论当时到底流淌了多少鲜血，当后人翻开落满了灰尘的史册之时，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点点零星而干涸的赤渍罢了。
    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敏感度从古至今都没有太多下降，先贤们无论多么重视人性，也总会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放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前。或许真的只是“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然而，这片土地权力的交接和转移，一定浸透了血火，烧遍了狼烟。
    终于，始终没能真正获得角逐天下资格的秦帝国在这场剧痛的变革中完成了涅槃。就像后世谭嗣同所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人为变法而流过血，在秦孝公和商鞅的铁腕之下，不知有多少人倒在了血泊之中。而正是这淋漓的鲜血，成为了涅槃的燃料，让这火焰，足以烧毁一切。随后，几代秦君励精图治，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不能用足够的力量驾驭这部已经开始狂奔的战车，那么，就一定会被这无情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直到秦国成为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然而一直沿用了商君法令的秦王朝，却出现了一个昏聩的君王，随后，当项羽点燃的那一场数月不熄的烈火，恢弘大气的阿房宫就成了一个制度的殉葬品。这其中，仅仅是因为赵高、李斯之流弄权徇私，二世胡亥昏庸无能吗？
    固然，秦王朝的覆灭与这些国家的罪人脱不了干系，但是，同样出现过昏聩君王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而唯有秦王朝，却如此短命，这其中，自有独特的原因。在秦王朝的覆灭过程中，有多方面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数百年的连年征战，互相厮杀，民声鼎沸，最后夺得政权的秦王朝也是横征暴敛，众怒难犯、苟延残喘，国家矛盾涵盖了经济、行政、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在这些因素共同发力之下，一场宫廷政变，就成为了点燃暴动，席卷整个王朝的***。
    极端国家主义所衍生出的军国主义雏形，就注定了这台战车不能够轻易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严苛的法令本身，就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管理调控一个诸侯国和掌控平衡整个天下，显然绝不是一个概念。当战争平息的时候，军国主义缺乏对外扩张的宣泄口之后，其枯燥而落后的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和越来越进步的社会思想水平产生激烈碰撞。而当有外敌之时，完全可以将这份巨大的压力，变成继续扩张的强大武力。而秦始皇，也恰恰是如此做的。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过秦论》
    天下诸侯早已经在虎狼秦军的铁蹄之下灰飞烟灭，而过剩到无处宣泄的暴力，很快就被秦王朝向着北方匈奴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泻而去。随后，秦王朝的第一个致命问题出现了：这两场战争的战利品，并不足以满足这支如狼似虎的秦军，荒芜的草原大漠和毒瘴横生的南方丛林，显然并不是什么好封地。
    没能得到期望中奖赏的军队和子民有些躁动了，因为国家总体的财富只有这么多，并不够让所有人都获得满意的封赏。而这一次大家拼命战争所得到的，已经不再是富饶肥美的中华大地了，获得的这片土地上的财富根本就无法满足大家的预期。反而让军士们认为，他们与当年开疆拓土扫平六国时期的秦军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将生命丢上了赌桌，也同样获得了惨烈的胜利，而到了开盅的时候，却发现，桌子上的钱，少了许多。
    而秦王朝法令本身所提倡的令行禁止、全民用命，其根基是建立在赏罚分明之上的。现在赏金不够，则不满的人会越来越多。此时，秦国最大的一次决策失误出现了：国家并没有遵守之前的规则，却又不想因旧规则不能适应新局面而进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将旧规则的索取和惩罚提升，用以弹压和控制底层军队和子民的情绪。
    修建阿房宫，并不仅仅是秦始皇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只不过他发现已经无法将这支庞大暴力集团过剩的精力宣泄出去之后，没有选择将这份喷涌的力量用于提升生产技术和生产力，进而通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来平息阶级矛盾，反而将这份过剩的力量用于进一步的国家工程之上。这就足以让原本就因没有得到期许封赏的底层阶级，更加愤怒。
    当社会阶级矛盾无法转移的时候，适当地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建设，确实可以疏导这份压力，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罗斯福在美国社会矛盾即将猛烈爆发之前，选择了树立一个外敌，并开始大规模进行国家级别的工程建设。然后，等待着这个外敌被自己的军队摧毁，而子民无处释放的压力就成为了继续为国建设的动力。
    秦始皇的作为显然与罗斯福之间差了一步：秦王朝没能树立一个让民众认定，击败之后可以获得足够利益或是被击败就会灭亡的外敌。反而，在国家工程建设的劳动量上，足够繁重。
    用于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而修葺的长城并不是秦王朝最为令民众不满的工程，为了君王而修建的阿房宫和皇陵才是让整个国家体系崩溃的重压。固然长城的修建也引起了一部分民众反弹，但是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够保障生存空间安全，还是值得的。而满足帝王需求的繁重工程，则与拥有社会最庞大力量的底层阶级集团利益需求，完全脱节了。
    于是，长城的修建虽然艰难但是依旧还在进行着，而阿房宫和皇陵的修建，则令民怨沸腾。
    此时，秦王朝第二个严重的决策失误出现了：
    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过秦论》
    控制思想，让整个国家除了耕田负责后勤者和斩杀敌人的军队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思想体系和利益阶级，是秦国能够蜕变成为秦朝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战马上可以得天下，但战马上绝难以治天下。一个高压的行政司法体系，在管理范围相对狭小的时候，确实可以起到控制思想、稳定局势的作用，然而，只有秦国采用了这样的思想体系，而被征伐消灭的六国却并没有。在思想和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刀枪和杀戮的力量，显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当秦国的子民们和当年的六国百姓发生交融的时候，仅仅靠着焚烧书籍和严刑峻法，必然不足以完全斩断思想层面的交流，当然也更无力阻止这种源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碰撞。当六国百家的思想体系开始冲击秦国原本的思维模式之时，秦王朝选择了用堵塞和消灭的手段进行处理，而没有采用疏导和同化。
    并且，秦王朝收缴天下兵器铸成金人的决策，完全是一次劳民伤财的损耗工程。其决策之初希望达到的控制民间武力和震慑民心的作用，在真正实施之后，却完全没能达到既定效果。因为秦王朝的决策者忽视了一件最为重要，也是这项决策应该考虑的最重要因素：能够动摇王朝根基的武力，并不是来自于刀枪剑戟、良弓劲弩这些兵器本身，而是使用它们的人。
    在军事科学落后的时代里，一个手持锋利武器且经过一定水准的军事训练的战士，至少可以击败三到五个没有任何军事装备和基础的平民。在统一而且高效的战斗序列整合下，也将会拥有更为强大的杀伤力和控制力。然而，即便秦国子民全民皆兵，他们的人口总量也绝不会等同于全国人口的三到五分之一，况且，忠诚而精锐的部队，在这个庞大基数下，将会更少。
    在无法通过引导和疏解手段调控整个国家力量的时候，仅仅依靠武力现在就更加难以实现，况且秦王朝的嫡系部队在一统六国的征战中不断消耗，凭借收编和改组六国的残兵败将，勉强继续维系着足够规模的武装部队。然而，这支混编部队本身，就注定了原秦国部队与六国降部之间，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交融、碰撞以及相互影响。
    当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初期，其鼓励军功的模式，还能够弥补混编部队之间若有若无的裂痕。而当赏罚分明中的“赏”无法兑现的时候，这种源自不同思想体系的冲突，就会无限扩大，此起彼伏，极大限度地削弱甚至瓦解军队的战斗力。毕竟，六国降部的军人，可不是只知道挥动屠刀的杀人机器，就算他们的不满不能够完全催生哗变和分裂，也足够让秦国本土军队的战斗意志受到源自思维层面的猛烈冲击，这份冲击力积累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全民皆兵、全国为战争的思想体系，就会被这种看不见的文明和思维的重锤，敲击得粉碎。
    而当用以维系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彻底崩坏之后，人们不再轻易相信执政者，随之而来的，也必将是各个阶级开始对整个法令本身的合理性、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剥削和奴役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人们开始思考自己除了成为杀戮机器或者是耕种工具之外，还应该有怎么样的存在意义。毕竟当前的法令不停地将人民物化和工具化，而这仅仅只够覆盖秦国原本的，最早期相信和接受法令的民众，却不足以抵挡来自东方先进思想体系的冲击。当不同的阶级开始寻找自己不同于政府划定的存在价值之时，整个秦王朝的社会体系，就已经开始了完全无法逆转的崩坏和毁灭，即便胡亥等人挫败了陈胜、吴广和后续的项羽、刘邦起义，也根本无法阻挡这一场来自于物质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双重冲击。
    所以，并不是法令本身就产生了足够大的影响力，可以决定王朝的兴废了，而是整个秦王朝在变化的局势面前没能够将法令向着适应于局势的方向更新改变，反而将法令本身的缺陷和弱点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所谓乱世需用重典，并不代表盛世之下就不需要死刑，整个司法行政体系，如果不能够遵循时代和形势的需求不断变化，那么整个王朝的毁灭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