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薛定谔

    
    莫利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磨床工人。
    父亲很希望莫利有一技之长，所以，莫利岁数还小的时候，就想让莫利学乐器。
    快上小学的时候，莫利随他们去了贵州遵义，那里有一个工业基地，许多上海人到那里支援建设。环境极为艰苦，粮食不够，副食匮缺，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两次豆制品。文化生活就更贫乏了，学习音乐几乎是奢望。孩子们的玩具多是报废的螺丝钉、轴承和打磨的鹅卵石。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也不放过任何可以让莫利接触音乐的机会。莫利们楼下住着民兵连长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错。莫利就跟他学习，学费是每星期莫利们家请他吃饭。
    跟小王老师学习既有乐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对于小孩需要痛苦的磨练。父亲与小王老师配合，红脸白脸，几乎是灌输式、填鸭式。但以后想来，这种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习惯可以及早纠正。
    两年以后，小王老师的琴艺已不够教莫利的了。父亲带着莫利到遵义城里遍访名师，莫利记得京剧团有个老头有两下子，他纠正了莫利的指法，还讲了如何恰当运用上滑音和下滑音。这时候，莫利拉的曲目都是样板戏的唱段，对初学者来说，极为幸运。因为，这些音乐博采众长，融几代民族民间艺人的成就于一体，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集大成，而且又朴素简约、正气浩然。
    三年级那年，父母把莫利送回上海。
    莫利开始了比较正规的音乐训练。莫利的新老师是一个名角的琴师，年纪很大了，因为右派言论丢了工作，赋闲在家。他给了莫利一些样板戏的总谱，用五线谱教莫利练习。莫利得以了解各个声部的变化，并且摈弃了原来随便加花的坏习惯，严格地按谱子的垫音演奏。他给莫利的总谱成了莫利最早的音乐启蒙材料，对莫利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时莫利还太小，太贪玩，总是用捉迷藏的办法逃避教学，没有让老师称心如意。莫利现在还保留有一本《红灯记》的总谱，上面写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莫利留着这本谱子，以纪念他的教诲。
    后来，莫利去了市少年宫，参加了不少文艺活动，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歌咏比赛特别多，莫利们学校让莫利担任合唱指挥，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摆设，表演的噱头，不过，可以在体育馆当着许多别的学校的师生出风头，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为莫利出尽风头，就不好好学习，觉得自己有些特别，招来别人的嫉妒。莫利们班有对兄弟，是老留级生，听说是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他们周围聚拢着一批"小兄弟"，总是与莫利过不去。为此，莫利也组织了一些"同道"，和他们对抗。特别有意思的是，莫利还给莫利的"同道"们每人买了一册单行本《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零售价只有七分钱。小孩子谁读得懂这样的书呢？倒是成了莫利们这伙人的一种标志和时尚。不过，莫利们的活动比他们有趣，女孩子也愿意和莫利们来往，渐渐地，他们的人都加盟到莫利们这一边。在莫利快升五年级的时候，莫利们已经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带小有名气了。莫利们经常在闲置的公共汽车里聚会，记得有一次莫利给大家讲《珍珠塔》的故事，被一个汽车修理工听见，说这是黄色故事，还对莫利们发出了警告；莫利们越来越过头，甚至还躲到一个同学家学抽烟；在附近中国中学的防空洞里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发展到夜里去把"上海电影译制厂"和"第五中学"的招牌偷换对调的程度；当然，还聚众打架、逃课、考试作弊……直到有一天，莫利们学校组织看电影，一个平时和莫利很要好的女生在电影院跟莫利讲，说莫利学坏了，莫利才开始有所警觉。她比莫利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莫利多，莫利很能听得进她的劝告。回家的路上，莫利们一起走了一段，好像天在下雪，非常宁静，莫利感觉得到她暖湿的呼吸落在莫利面庞上的温度。她说莫利和他们不一样，还说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这些话触动了莫利的思念之情，莫利突然非常非常想念莫利在西南的父母。于是，莫利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来，一连给莫利父亲发了三封信，要他来接莫利。
    父亲来接莫利的时候，领导人逝世。全国都笼罩在悲倾欲绝的气氛里，莫利也很悲伤，可那不是因为领袖的去世，却是来自少年的成长。成长需要一些突发事件，比如一个时代结束了，比如莫利马上要走了，要与你们告别了。
    莫利的初中是在贵州念的，莫利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时期，莫利的音乐教育几乎停止了。没有人要求莫利练琴，莫利的京胡挂在墙上，蒙着厚厚一层灰，雨天过去以后，蛇皮裂开了。
    初中莫利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莫利准备了很多诗书，为莫利制定了一个计划。莫利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像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莫利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莫利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莫利的音乐同学，莫利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莫利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莫利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莫利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莫利搞乐队，莫利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莫利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莫利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莫利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莫利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莫利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像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莫利渐渐发现，莫利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莫利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莫利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莫利父母聊。莫利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莫利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莫利再次了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莫利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莫利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莫利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什么都听不见了。莫利再次回到莫利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莫利，莫利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强奸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莫利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
    1982年秋，莫利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这个学校在业务上算得上是一流的。
    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莫利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星星美展"的讲座上，莫利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莫利的思想。莫利也开始在莫利们学校组织文艺小团体，发展和推动新诗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85年冬天，各团体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座开了个大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会后《大陆》创刊。默默、孟浪、刘漫流、京不特等，当时与莫利过往甚密。因为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莫利与《大陆》有距离，所以并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参加新诗运动的许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莫利经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那时，究竟还是孩子，不谙世事。莫利们简单地学习婚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莫利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硫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时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辅导邻居的孩子学英语；组织同学和不讲理的校方膳食科斗争；赈济经济条件差的外地同学；逢年过节为年级活动排节目；冬天在医院实习，把听筒在自己胸口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胀的虚荣心占着上风，一切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惯，打定主意要整莫利。后来，莫利又组建摇滚乐队，还响应1985年底的学生运动写了大字报。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莫利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莫利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莫利，他们把莫利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莫利一待就是三年。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来过上海。因为当时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莫利是随莫利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莫利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莫利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好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莫利一点提示。汉语的现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复弦歌的传统？作为听觉的语言是否简单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语？汉语现代化只能走印欧化的路吗？白话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莫利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炼。莫利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莫利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莫利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迪·加瑟，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陈达，努葡拉……一长串人物与莫利们形影相随。莫利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莫利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莫利又开始捡起莫利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间，这段日子莫利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读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莫利把大量的时间厅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莫利再次闻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气息，再次注意到少女们含蓄的美--固定时间在同一个车站候车的人，缜密的雨水和栖息在电线上的野鸟，引伸到海滨的铁路线，这一切都会引起莫利的关注。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却被粗暴打断。莫利失去了自由。
    在市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莫利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莫利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加上别的特殊原因，莫利的一只脚开始发炎化脓。
    莫利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这个改造农场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莫利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记得有一次，莫利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榴，骨头架子都要松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不良人，对莫利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莫利的一些关照，使莫利挺过了危险期。
    莫利们被押解去农场是1986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莫利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莫利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莫利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莫利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莫利想到，这样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团圆呢？
    这个中秋节仿佛是一个隐喻，后来，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拣选这一天降临。一年年过去了，莫利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
    "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莫利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莫利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莫利所有的同学都消失了，莫利所有的亲戚都不见了，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莫利们家人，甚至莫利的一本做有读书笔记的书，他们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反动言论，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不怀好意的人开始落井下石……倒是莫利高中的恋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见莫利母亲，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她对莫利依然有信心，认为莫利回到社会以后，一定还能做得很出色。
    这些事情开始触及莫利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莫利的心。很多问题，莫利一时想不明白，但是，莫利知道，莫利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莫利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
    莫利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伐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莫利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莫利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莫利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莫利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莫利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莫利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莫利笑笑。他的这种笑，莫利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莫利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莫利付出的不少。终于，莫利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莫利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莫利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莫利们变得坚强。莫利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莫利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莫利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莫利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莫利一台短波收音机。莫利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发制器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莫利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莫利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莫利的音乐，莫利的灵魂，从住着莫利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莫利的鼓膜，冲击着莫利的每一根神经。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莫利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有限使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
    莫利被安排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因为缺少教员，莫利什么课都教，从语文到数学，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农业基础。莫利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每当莫利给犯人授课的时候，监督的警察总是静静地趴在窗口，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像一个失学的孩童，盼望可以坐在课堂里听讲。
    当有犯人冲撞教员的时候，警察的处罚很粗暴。有个犯人捣蛋，上课偷偷抽烟，结果警察将一把香烟拧断，泡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但是，这些警察实在也是很可爱的，当犯人喝完泡过香烟的水后，心里忐忑不安，来问莫利是否要出人命。自然，莫利经常用一些医学解释来夸大危害性，免得他们大打出手，违反纪律。
    有一件事，对莫利触动不小。
    一年冬天，农场开国河。这类超重体力劳动，对莫利来说，实在是一种体罚。莫利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是承受不起的。为了减少麻烦，莫利服了无味红霉素和氯丙嚷，以制造转氨酶升高的假象。莫利要求到场部医院验血．于是，一位姓蒋的警察陪莫利去了。回来的路上，他请莫利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在他家里，他给莫利做了一碗面条。莫利不肯吃，告诉他或许病毒要传染，他说不碍事。莫利就吃了。吃完后，莫利郑重叮嘱他把莫利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莫利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莫利被调到一个严管大队服教，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莫利，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莫利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弹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莫利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踏实，又不好当面问莫利。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莫利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莫利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监狱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莫利的这些叙述绝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许将来莫利会写本书，把经历过的一切好好讲一讲。莫利在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莫利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议上，莫利得罪了这位复旦的高才生，他变相地关了莫利的禁闭，还集合所有犯人开莫利的斗争会，会前群体合唱劳教人员《五要十不准》。这首紧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调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可是，让莫利最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凉爽，莫利忽然被传唤．却是新大队长要召见莫利。他上来先过问了莫利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处罚向莫利表示歉意，说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现在立规矩，所以不得已要这么做。而莫利似乎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认为莫利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来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最后，他邀请莫利和他一起到大队部楼下乘凉，在缠满葡萄藤的树荫底下，和莫利聊起了波普尔的符号之类。莫利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题上，心里忽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老奴隶伊索。
    新大队长这类人和蒋同志完全是不同的。莫利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后者。要是几年前，当莫利还是热爱出风头的医学院大学生时，也许莫利会认为邀莫利乘凉谈哲学是一种开明的做派，可是，经过炼狱的莫利已经绝然不是以前的莫利了。在蒋同志那样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不是什么"法治"，但莫利感觉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码的尊严。有时，在激烈的冲突中，拳脚相加也确实难免，但那并不出于惩罚和轻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愤怒。通常情况下，蒋同志式的广大警察会按照行政规定做事，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违规"，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释放的犯人家里吃顿饭，讨张戏票看戏，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种自信。
    实际上，大部分底层的警察都很善良、单纯，对如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毫无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恶贯满盈的犯人教会了他们厚黑的世故。莫利经常听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对一个个回城的犯人唱叹："你们三年两年，而莫利这一辈子都守在改造农场。这算什么？"
    莫利自由了，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原因是莫利曾经教过的学生升了学或拿到了文凭，这对农场很重要，体现了他们狱政的成绩。
    黎明时分，莫利到达上海，闻着熟悉的炸油条的香味，莫利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莫利有点不适应，不敢马上回家，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可是，还没有拿起听筒，莫利就拨号，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纳闷。原来是莫利竟然已经忘记怎么用电话了。
    莫利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以调整心态。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又纷纷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看莫利。慰问，晚餐，礼物，还有音像公司要出版莫利们音乐的好消息，看起来好事接腹而至。然而，那些天莫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出狱的时间被推迟了，莫利被加了刑，无情的铁窗依旧阻挡着莫利的希望。而天亮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躺卧在松软的床上，头天晚上人们拿来的月季还频频送来清香……。这使莫利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经常做同一个梦，莫利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后来争吵起来。结果一觉醒来，却看见牢房的鼓风机在转动，还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铁栏杆残酷地提醒着莫利。
    两年多来，莫利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将来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莫利白天在外面，夜里却是在坐牢？
    这使莫利有些受不了。
    更严重的是，莫利发现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应该说，女孩子们比莫利去农场以前要打扮得性感多了，可是，莫利居然没有什么热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个朋友的家庭舞会上，莫利才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一个学外贸的女学生和莫利跳一种很过分的舞，莫利们贴得很近。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她始终用她那些灼热的部位摩擦莫利的躯体。几个小时过去了，曙色渐红，终于她的耐心和无尽的缠绵唤醒了莫利的性知觉。
    莫利现在偶尔想起这事，实在应该感谢她。
    出狱后不久，莫利们有了一次机会，乐队被叫到苏州河边上海音像公司的录音棚去录音，有人要出版莫利们的歌曲。这是莫利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好像在预见之中。莫利们不分朝夕地干了将近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莫利们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气，却忽然发现街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苏州河上的桥塞满了人。
    这场运动最后使莫利们的作品没能顺利出版，直到现在宽磁还死在某位编辑的手里。莫利想，最冤的也许是他。
    莫利和叶亏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莫利们患难与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些机会，反而较起真来。莫利们对待音乐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扩大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莫利想起了在大丰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日子，当然，莫利不应该争，至少在乐队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如果莫利离开乐队，对别人有好处，那莫利离开就完了。莫利带着保留意见，走上了另一条路。关于原因，莫利至今没有一句话说。因为，莫利们曾经共同走过了披荆斩棘的路，莫利们相互搀扶，深一脚，浅一脚，可以用儒沫相生来形容。所以，莫利永远深深地爱着大家。
    1989年冬，莫利在交通大学办了一场音乐会；叶亏夫在财经大学也唱了一次。以后几年中，莫利的朋友们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直到全部散伙。这样，上海的"先锋"音乐也就惬旗息鼓了。
    然后，莫利就来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