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当事人往往会特别想不开。但实际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实,熟人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即使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为对方是熟人而想不开——这和其他的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要说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身边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乐部游泳。游的时候,周庸的苹果表一直响,他游到浅水区站住后,抬手点了几下,抬头看我。我说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脸上的水:“徐哥,马北一死了,已经火化了!”
马北一死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许多钱,还是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学同学,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时就在寝室楼里卖烟。晚上寝室楼锁门后,学生都得跟他高价买烟。据周庸说,他大学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个大学同学要结婚,马北一拉了个聊天群,说准新郎让他代收份子钱,让同学们发红包或转账给他。过了两天,有人和要结婚的同学聊起这事,对方很惊诧:“没有啊,我都半年没和马北一联系过了。”接着他们试图联系马北一,却根本联系不上。
马北一失联后,周庸的同学圈一下子炸了。因为许多人都想到,自己在当年6到8月份期间都借过钱给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时,马北一约周庸吃饭,谎称在南方包工程,还发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给周庸,需要资金,向周庸借了十五万元。同学们互通有无后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给当地建设局打了个电话咨询,发现合同上的工程编号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马北一钱时都没多想:“这人一直挺靠谱的,上学时虽然搞了许多歪门赚钱,但是借钱什么的都是很快就还。别的同学攒钱买手机时,他不仅赚钱买了个iPho
e,还买了个尾号8888的手机号说等升值。”周庸通信录里的马北一,备注是“马精明”。
马北一在同学里人缘不错。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去年得了尿毒症,家里没什么亲戚,全靠同学们捐款凑够了换肾手术费。周庸当时也捐了三万元,他妈最后还是没挺过去。
但这事后来被发现也是假的。马北一失踪后,几个人找大学时的导员,要了马北一家的地址。上门后,马北一“因为尿毒症去世”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说自己对马北一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同学们发现一切都是诈骗后,马上报警立了案。
结果他们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马北一自杀了——已经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没心情游泳了,我们俩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头,问我觉得马北一是真死还是假死。
我说:“我对这种事都有怀疑。前几天我看新闻,说有个学生借钱还不上后自杀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机,看他同学群里的信息。有人提议用骨灰验DNA,周庸问我能不能验出来。我说当然不能,高温会把骨灰烧得只剩下无机物,还会使DNA变性。
我想了想,问周庸能不能和同学们商量下,把这事统一交给我们代理。“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帮他们把人找出来,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为调查费。”
周庸发了一会儿消息:“他们都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学时的导员咨询到了马北一的地址。我们俩开着车到了地方,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箱牛奶,进了小区。
上到四楼,敲了敲门,里面有人问我们是谁,周庸说是马北一的同学。一个戴眼镜微胖的中年妇女态度不是很好地打开门:“又是来要钱的?进来吧。”看来之前已经有人上门要过债了,我和周庸进了门,在沙发上坐下,将买的两箱牛奶递给马北一母亲后,她态度缓和了一些:“吃点橘子吗?”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题:“阿姨,北一这事太突然了,欠这么多钱,人忽然就没了,说实话我们有点怀疑。”
马北一的母亲没和我们多解释,走进卧室拿出几张纸,放在茶几上,让我们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来看,是三张证明。一张医学死亡证明,一张火化证明,以及一张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的存根。我趁着马北一母亲和周庸说话时,把三张纸都拍了下来。
和周庸出了马北一家后,周庸从车里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仅有死亡证明,连户口都注销了。”
我说死亡证明没用,网上花几百块钱就能办,真的假的都能办。而且派出所注销户口,也是根据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来的,所以也不能作准。
周庸问我是不是觉得他没死。
我说:“是,我不怎么信,他家房子怎么也得有个五六十平方米吧。燕市今年的房价历史最高,虽说房子旧了点,但按这地段,也能卖个三四百万元。马北一大概欠了一百来万元——守着三四百万元的房子,能为这一百来万就自杀?”
我决定从火化证上入手,查明马北一是否假死。
一般来说,真的死亡证明好办,但真的火化证一般办不了,这证得真把人烧了才能给。而且,燕市的殡仪馆都实行流水线制,由计算机系统控制过程,每个人一进殡仪馆就会有个专属条形码——这个火化证明上的条形码造不了假,真伪一验就知。我偷拍下马北一的火化证,也是为了那张能验真假的条形码。
我们看时间还早,在路边找了家复印社,将马北一的火化证明的截图打印出来,然后开车上了高速直奔殡仪馆。
下了车,周庸问我:“徐哥,咱就直接找工作人员去问?”
我说:“不用两人都去问,你拿印着火化证明这张纸去找工作人员,让人帮忙扫个码验真伪。我到处去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过了一会儿周庸给我发消息,说条形码是真的,扫出了马北一的火化信息。我回信说知道了,让他过来找我。
周庸和我在殡仪馆里转了几圈,没什么发现,火化房也不让进,线索断在这儿了。我们俩决定上趟厕所,然后离开想想新的办法。
我俩在殡仪馆厕所的隔间里小便,厕所里贴满了小广告,有卖花圈寿衣、有办假证的。我忽然有个想法,赶紧提上裤子走出来,周庸正在洗手,我一拍他的肩膀。
周庸指着我的手:“徐哥,你尿完尿没洗手。”
我说:“先别管这个,假设马北一是假死的话,你说是谁帮他办的火化证呢?1.网上找的人;2.本来就认识的熟人;3.这个殡仪馆里的人。”
周庸想了想:“我觉得不能是网上,网上办假证的太多,他需要一个真证明。本来就认识的人也不太靠谱,有几个人能认识干这个的啊?我觉得他是在这殡仪馆找的人。”
周庸和我想到一块儿了。
我让周庸溜进殡仪馆的女洗手间,挨个进隔间看一眼墙上的小广告,我看男厕所的隔间。
周庸喊了几句,确定女厕所里没人,迅速冲进去挨个开门看。在女厕的一间隔间的一堆小广告里,他发现了一行用黑笔写着的字——代办火化,电话:13×××××××××。
周庸喊我:“徐哥,我找到了。”
我说:“你赶紧拍下来,我就不进去了。”
对着周庸拍下来的电话号,我掏出手机,用网络电话App打了过去。响了几声那边有人接:“你好。”
我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火化代办业务。”
他说:“好的,您家是有土葬的需求吗?”
我说是。
他说:“我们明码标价一万两千元,明着和您说,这里面有四千元是我的中介费,另外八千元运尸工和火化工平分。把您的身份信息给我,保证每个环节都不出问题,您直接拿火化证。”
我问他尸体从哪儿来,他说好办。
“麦穰、玉米秸、棉被、旧衣物、人体塑料模型都能装成尸体,烧完都是灰,就直接装骨灰盒里了。”
我说:“你们这靠不靠谱啊?近期有成功案例吗?别最后家里老人入土了再被发现,让人挖出来。”
他说:“你放心,两周前刚做完一活儿。”
我借口和家人商量商量,挂了电话——马北一火化证明上写的火化日期,正是两周前。
我和周庸出门上了车,周庸递给我根烟:“看来马北一这孙子真是在玩假死。”我点头:“把他找出来就行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盯梢马北一的母亲。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开车过去,在小区楼下盯了他妈两天。这两天母亲每天下午2点都会去农贸市场买菜买水果。每晚6:30都会准时下楼,和楼下的大爷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一直跳到8:30。
掌握了马北一母亲的行动规律后,第三天晚上6:30,我和周庸叫上私家侦探老孔,趁马北一的母亲下楼跳舞,溜上楼开了锁,让老孔在客厅和卧室里安了八个针孔摄像头和两个监听设备,并调试了一遍。
广场舞结束之前,我们迅速撤回了路边的车里,实时监控情况。
两天过去,马北一的母亲并未和马北一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电视、跳跳舞。10月25日中午,终于出现了一点儿变化,一个女人敲门,送上了一个包裹。
周庸让我猜是不是马北一邮过来的。我说:“我不猜,看看就知道了。”
老孔是器材大师,安装的针孔摄像,基本能保证在客厅和卧室没什么死角。因此我和周庸清晰地看到——她从包裹里拿出了一沓又一沓的钱,没有大票,全都是二十元和十元的纸币。
周庸问我人民币能邮寄吗?
我说不允许,人民币属于快递违禁品,但一般邮了都没事。因为很少有快递公司在邮寄之前检查。
我们正讨论着钱是不是马北一邮的,上面有没有什么暗号之类的信息时,马北一的母亲往包里放了几沓钱,出门了。
我和周庸等着他的母亲走出小区大门,开车跟了上去。她步行去了附近的菜市场,逛了一会儿,买了点菜后,在一个水果摊停了半天,买了许多水果,然后打车走了。
我让周庸开车跟着她,自己跑到马北一的母亲刚才买水果的摊位,掏出两张一百元:“大姐,能帮我换点零钱吗?就要十元或二十元的。”
她说行,接过我的一百元纸币对光照了照,然后拿出了刚刚马北一母亲交钱时所用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纸币。
我拿着九张二十元和两张十元,反复仔细地观看,上面并没有暗号之类的。又看了一会儿,我终于发现了一点不对。所有二十元的钱号都一样,两张十元的钱号也一样——这十一张钱都是假钞!
这时周庸打来电话,说马北一的母亲到家了,问用不用来接我。
我说:“你来吧,正好这旁边有家火锅店,咱俩先吃口饭。”
周庸到了后,我们俩在店里点了个辣锅。我告诉他那一包裹钱应该都是假钞时,周庸很惊讶,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错不了,钱的钱号都是一样的,而且她专门挑没有点钞机的一家水果摊买东西,这样就不会有人特意去看小面额钱币的真假。”
我们都有个固有印象,就是假钞一定是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钞,小面额的钞票不可能有假的,所以绝不会去看。其实这是不好的行为,因为现在市场上小额假钞也逐渐多了起来。
周庸点点头:“这也太难发现了,正常人谁能注意到钱号是一样的。”
我说:“不仅是号一样,这钱听着也有点问题。”真钞声音是比较清脆的,假币的纸张比较柔软,用手弹的话它的声音是发闷的,用真钱对比着一弹就能听出来!
摆在我和周庸面前的有个疑问。这些假钞是马北一的母亲自己买的,还是别人给她的?和马北一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决定继续盯梢,再有人给她送快件时,拦住快递员,看能不能查到邮件是从哪儿寄出来的。
第三天,上次送包裹的那个女快递员又出现了,还是给马北一母亲送了一个包裹,里面仍然是二十元和十元的假钞,两人说了几句后,女快递员就出了门。
我和周庸坐在车里,看着她从小区走出来,刚想下车拦住她,却发现她并不是骑着快递员的运送车来的——她骑的是一辆私家摩托车。
周庸:“徐哥,这姑娘好像不是送快递的。”
我点点头:“咱们跟上去。”
开车跟着骑摩托的姑娘,一路向北,在快到郊区的地方,姑娘停下车加油。周庸奇怪:“中间那么多加油站她怎么不加,跑这儿来加?”
我让他别想那么多先下车,管她要电话,还嘱咐周庸不管能不能要到,一定要让她把电话掏出来。
周庸下车奔着摩托姑娘就去了,我也下了车,向他们身后绕过去。周庸拿出手机和姑娘说了几句,姑娘摇摇头。周庸又说几句,姑娘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按了几下,然后揣进了右边的裤兜里。
我从后面看到姑娘输的密码是3312,然后假装没看路撞上去,顺手掏出摩托姑娘裤兜里的手机,在背后递给周庸,跟姑娘道歉:“真不好意思,没看见。”她没说话,拿回加油卡,骑车走了。
我问周庸怎么让她把手机掏出来的。
周庸:“管她要电话她不给,我说那你记下我的电话吧,想给我打就打,不想打就算了——她就没好意思再拒绝。我还问出了这妹子叫什么,叫李欣然。”
摩托车因其便利性,易被犯罪分子利用
我点点头,这不一定是真名,但也没多说什么,让周庸赶紧开车跟上。
在车上我掏出李欣然的手机,按3312解锁,翻看她各个社交软件的储存空间——微信没怎么用过,基本没有缓存,微博也没占什么空间,关注的人只有几个段子手。
但她QQ用得很多,占用了1G多的存储空间,其中有七百多兆来自一个特别活跃的群,叫“人民币交流群”,我翻到这个群,有一百多条未读信息。点进去一看,这姑娘还是个管理员。翻了一会儿,我发现这好像是个假钞交流群。我用备用的账号申请加入了该群,然后用李欣然的账号进行了通过验证。
我们跟着摩托到了郊区的一个小区,她骑了进去。这是个封闭小区,陌生的车不让进,好在周庸有朋友家住在这儿。我们进去后,在院子里绕了两圈,在一栋白色独栋别墅的门前,看见了那辆摩托车。
我下车将李欣然的手机扔在了她的摩托车旁边,伪装成不小心掉了的样子,和周庸记下了这栋房子的位置,就回家了。
当天晚上,我一直在研究那个叫“人民币交流群”的假钞群。这不是个假钞交流群,这是个假钞出售群——群里只有一个卖家,就是群主,剩下的都是买家。虽然成员覆盖了全国各地,但在群里交流时,每个人都使用“暗语”——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搞清楚这些暗语的意思。
面值一百元的假币,暗语为“红牛”或“红货”,面值五十元的叫“青蛙”,有二十元的“黄货”,十元的“蓝货”。一百元的“红货”每张售价十五元,五十元的“青蛙”每张十元,二十元的“黄货”三元,十元的“蓝货”只要一块五。
我拉一个很活跃的老群员私聊了一下。这个人告诉我,现在小额假钞远比大额假钞受欢迎,出售比例差不多能达到5∶1。
按照他的话说:“十元、二十元的,做得特别真,怎么花都能整出去!”
我问他这群里假钞销量怎么样。
他说:“可牛了,群里每天都能卖出一百多万面额的假钞——群主一天得赚十几万!”
我想起了给马北一母亲送假钞的李欣然:“都是专门的人负责运输吗?”老乡发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哪儿能啊!那成本多高啊,都是特快包邮。”
调查马北一,竟然查到了一个假钞团伙,这意外挺让人惊喜的——每天输出上百万的假钞,如果能拿到一手资料,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但这并没有解决我和周庸最大的一个困惑——李欣然给马北一母亲送的假钞,是哪儿来的?我们决定从这姑娘入手。
她给马北一母亲送假钞,而且是假钞群的管理员,肯定知道些什么。
10月27日上午,我和周庸又开车来到了这个小区,想要摸进她的别墅,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中午11点左右,李欣然骑着她的摩托车出了门后,我和周庸下了车。周庸:“徐哥,她家里有人怎么办啊?”
我说:“咱先按门铃,燕市下个月15号供暖,这段时间暖气试水。咱就说是物业的,检查暖气是否漏水。”周庸点点头,我们俩走到门口按了门铃,半天没人回应。
我和周庸在别墅四周转了转,确认屋内没人,四周也没摄像头后,撬开了一楼卫生间的窗户,溜了进去。
这栋别墅的装修风格偏欧式,多用各种黑色、金色、棕色搭配。墙上的液晶电视很干净,一看就是经常有人擦拭。整栋建筑分两层,每层分别有两个卧室,每个卧室都带一个卫生间。
我让周庸在一楼寻找证据,然后轻手轻脚上了二楼。楼上的两个卧室都有人住,被子全都没叠。我在两间卧室厕所的洗脸池、木梳上找到几根毛发,装进塑料袋揣了起来——如果需要通过DNA验证马北一是否活着,这些东西就能做证据。
装完头发后我仔细观察四周,发现厕所的马桶圈是掀起来的。如果只有女人住在这屋里的话,一般是不会掀马桶圈的——这屋里可能有男人。
紧接着,我走到洗脸池旁,仔细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牙刷,发现两只牙刷的刷毛都是潮的,在厕所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刚被丢弃的旧刮胡刀刀片,还有一双换下来的袜子。检查完楼上,周庸正好检查完楼下,告诉我楼下的卧室也都有人住的痕迹。
屋里没发现电脑之类的东西,我有点不甘心,让周庸上楼再找一圈,我则在楼下再找一圈,以防漏掉什么。周庸点点头,往楼上走,在一楼跟二楼中间的楼梯拐弯处,周庸停下来:“徐哥。”
我看着他,周庸用手指着楼梯拐角,我走上楼梯仔细看——那儿有一扇门,因为颜色和墙纸太像所以我完全没发现。一楼和二楼之间,有间没窗的夹层间!我掏出隔墙听贴在门上,戴上耳机——里面有人的说话声,还有机器嗡嗡的声音,应该是印刷机的声音!
我向周庸比了个手势,让他出去报警。有印刷机的声音,造假钞的机器可能就在这间屋子里。
周庸小声说:“万一没在里面怎么办,那不是报假警吗?”
我说:“没事,最多拘留你几天。”
周庸点点头,下楼出别墅去打电话报警。
看着周庸走出去,我重新戴上耳机,想继续听听里面的人在说什么时,门忽然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我们俩互相吓了一跳。我转身就往楼下跑,这人从身后一把抱住我,声嘶力竭地喊:“有人进来了!快出来!”
我感觉多了几只胳膊在扯我,转头一看,又多出了三个壮年男子,他们一起抓住我,拽着我进了夹层的房间,关上了门。
我一看跑不了了,举起双手,主动把手机上交:“服了,咱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说话的时候我四处打量了一下这个夹层间,面积不小,得有个四十平方米左右,墙上贴满了吸音棉,完美地掩盖住了印刷机的声音。
吸音棉
屋里是一个极其专业的假币加工厂——几台电脑、大型打印机、烫金机摆在四周,几个女工正在流水线地印制假钞。我看了看屋里地面、墙角堆满的成品,外观上和真钱一模一样,用肉眼几乎无法辨别。
那个和我撞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上来就踹了我一脚,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我是谁。我说自己是追债的。
他又一脚踹在我遮挡的胳膊上:“我去你的,骗谁呢,追债追到这儿来了,你追谁的债啊?”我说马北一。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没说话。中年男人想了想,对着那边的墙角喊了一声:“马北一,这人你认识吗?他说来管你要债的!”
墙角站起来一个很瘦的人。虽然是第一次见本人,虽然有点瘦脱相了,但周庸给我看过他的照片——这人是马北一无疑。马北一站起身,困惑地看了我两眼,说从来没见过我。
我说:“我是周庸的表哥,我弟借给你十多万元你不知道吗?”
他点点头,说周庸是他的同学,自己确实管周庸借钱了。
那个中年人上来抓着我的头发问我报没报警,我把手机要回来解锁给他看通话记录,没打过110。
他又问我怎么找过来的。
我实话实说:“跟着一个给马北一的母亲送快递的、骑着摩托的小姑娘找过来的。”
另一个人骂了一句,说李欣然暴露了,要去给大佬打个电话,顺便问问这人怎么处理,开门走了出去。中年人让我去墙角蹲着,吩咐马北一看着我。
我在墙角蹲好,马北一走了过来,我和他搭话,没提周庸的事,指了指正在把假钞泡进水里的一个女工:“干吗呢那是?”
马北一看了我一眼,说:“她在把假钞做旧。那是醋水,泡个十几分钟后捞出来吹干,就能被酸性腐蚀一点儿,看起来旧一些。”说着他又指指旁边的另一个女工,说:“她用的方法比这个高明一些,我们自己配的轻度腐蚀剂,做出来的假钞没有醋酸味,这种每张多卖一元钱。”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女工先拿了一个白色瓶子在假币上喷几下,然后换成一个蓝色的瓶子再喷几下——本来还崭新的纸币竟然慢慢变了色,完全没有了光泽,就像用了很久的钱。最后,用吹风机把假钞吹干。
我问马北一有没有可能放我走。马北一让我别想了。
我不停地和马北一说话,问他问题。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方便我观察四周,看有没有逃跑的机会——万一他们在周庸带警察来之前,就要干掉我,那就太背了。好在他还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我指了指正在印假钞的打印机,问他那和一般打印机有什么区别。马北一说:“这是凹版打印机,大几十万元一台,价格高,但印出来的钱有立体感,最像真的。”
我说:“那你骗同学的钱是不是都花在这上面了?”
马北一情绪有点波动:“我根本就没想骗周庸他们的钱!本来就是想拿这钱买设备印假钞卖,快速把钱还上的!”
我本来在看着门口,那个发现我的中年男人和另一个人坐在那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基本没有越过两个人拧开门锁逃跑的可能。
听见马北一的话,我有了点兴趣。
问他说:“那你妈的事呢?你也不算骗吗?你说你妈尿毒症,捐款手术,然后你妈又去世了,其实你妈还活着。”
马北一骂了声,说:“你说什么呢?我妈确实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他不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骗我,但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说:“不可能,我昨天还见过你妈,就在你家见的。四五十岁,有点发福,短发,戴个眼镜,嘴角有点微微下垂,你敢说不是你妈?”
马北一说:“不是。我都和你说了,我妈已经死了,尿毒症,一年了。”
我说:“我亲眼看见了,有个给你妈送假钞的姑娘,从这栋别墅里出去了,骑个摩托。”
马北一点头:“你说那姑娘叫李欣然,是我女友。”
我心里有点发寒,如果我跟踪监视了多天,每天下楼跳广场舞,对着我和周庸拿出马北一死亡证明的人,不是马北一的母亲,那她是谁?
马北一看起来很冷静,对有人冒充他母亲没有一点儿惊讶。
我说:“你一定知道她是谁。”
马北一没回答我的问题,问我知不知道彭大祥。
我知道一点。彭大祥是汕头的一个画工,今年七十多岁了。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他的画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号称是中国假钞界的“教父”。他于2014年被广东警方逮捕,正在监狱里服无期徒刑,当时“焦点访谈”特意出了期专题来报道他。这个老头有多厉害呢?他曾经手绘过十三套母版人民币,中国96.7%的假币都是使用彭大祥制作的母版人民币拓印出来的。
彭大祥是“803”特大假币案主犯
马北一说:“你还知道彭大祥,一般人都不知道。”
我说:“我对这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才干这种帮人追债的活儿。”
马北一接着往下说:“彭大祥制作的十三版人民币母币,都是百元面值的。但其实被捕之前,他还做了两套母版人民币,一版是二十元的,一版是十元的。”
我想起了假钞群里卖得最好的,就是十元和二十元。问他这两套母版人民币是不是在他们手里。
马北一说:“是,那个你觉得是我妈的女人,也姓彭。”
我问马北一那个女人是不是彭大祥的晚辈,马北一说他也不知道:“但她和我女友有点亲戚关系。”
我问他和这个女人认识,是通过女友介绍的吗?马北一说是。
母亲去世后,他四处打工旅行。今年3月份,他到汕头时,在火车站有人招印刷工,他就跟着去了,结果发现是个假钞团伙。马北一很快学会了如何做假钞和在网上***,并在团伙里交了一个女朋友,李欣然。
他在闲聊时,和女友透露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母亲去世的事。李欣然把这些告诉了自己的长辈——同时也是团伙的头领,彭姓妇女。
彭姓妇女在汕头一直是警方的监视对象,听说了马北一的家庭情况,把他找来商量——可不可以不注销马北一母亲的户口,让她使用马北一母亲的身份,躲一躲。因为是女友长辈的请求,马北一答应了下来。
彭姓妇女告诉马北一,自己手里有彭大祥两套假钞的母版,问马北一想不想合作。马北一从小就敢想敢干,一想还是彭大祥的母版,肯定能赚钱。他假称自己在包工程,向同学朋友借钱,加上自己的一点儿积蓄,凑齐了一百多万元的开工本钱,买了凹版印刷机以及印制假钞需要的其他工具。
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在地广人稀的郊区租了房子,在印钞的房间里都贴满了隔音棉。
马北一想的是,快速赚钱后,马上先把向同学朋友借的钱还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他的想法没能实现,彭姓妇女很快从别的地方找来了自己的团队,逐渐把他排挤在外。
后来出了骗同学份子钱的事,他找到彭姓妇女,希望用***赚的钱,把借的钱还上——结果他干脆就被软禁了,并伪造了已死的假象。
马北一的故事很完整,但他在撒谎。如果他真的想迅速赚钱还给同学,就不会骗份子钱使得自己暴露。我没拆穿他,但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跟我说了这么多。
马北一笑笑:“你不是周庸的表哥,你是徐浪吧?”我说:“你怎么知道?”
马北一说:“周庸在朋友圈发过你的照片,虽然就一个侧脸,但你头型挺特别的,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我知道你和周庸总是一起行动,你们可能已经报警了吧?我这要出去,肯定得判个三到十年,替我跟周庸说一声,我不是借钱不还的人。”
我不信他的这套胡扯,也不知道他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目的。我看了看表,距离周庸出去报警,已经过去四十几分钟了。虽然没找到逃跑的机会,可我拖时间的目的达到了。
又和马北一扯了几句,隔间响起了敲门声,中年男人起身去开门:“怎么才打完电话呢?”
他拧开门,门外冲进来几个壮汉,第一个人拿着证件给屋里的人看:“都别动,警察!”马北一被警察带出去的时候,周庸站在门口,俩人互看一眼没说话。
我和周庸录完笔录出来时,天已经晚了。我们俩像每次录完笔录一样,站在警局门口抽烟。
周庸点着烟:“徐哥,你说那彭姓妇女抓住了吗?”
我说:“应该抓住了,警察一进屋我就向他们举报这个情况了。刚才咱俩出来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李欣然也被捕了。”
周庸深吸口烟:“那李欣然隔两天送点假钞过去,到底是为什么?”
我说:“应该是送去给老大验验成色,她一个中年妇女去市场买菜,即使被发现是假钞也可以说不是自己的,没人会怀疑。要是都花出去了,就证明没问题。”
周庸点点头,没说话,他可能心情不太好——因为马北一的事。我提议去喝酒,周庸说行。我们俩去了酒吧,一直喝到了天快亮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还没睡醒,周庸疯狂敲门。我忍住怒气打开门问他什么事,周庸拿着手机给我看——被骗的份子钱要回来了。我立刻清醒了许多,问他怎么回事。
周庸告诉我,警方昨晚连夜审讯的过程中发现,马北一说他为了凑启动资金,把联通尾号8888的手机号卖了,在网上卖给了一个收手机号的,卖了七万元钱。
警察一打电话,那个收手机号的人就招了——因为马北一的微信没解绑,二道贩子用手机号上了马北一的账号,看他有同学要结婚,就在同学群里捞了一笔。这种事确实时有发生,换手机号不把相关账户都解绑太危险。这么看来,马北一昨天和我说的都是实话——他可能真的没想骗同学钱,只是后来身不由己。
我把马北一和我说的都告诉了周庸后,他好受了点儿:“徐哥,要是我们不追究份子钱的事,北一是不是就不用进去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事,马北一昨天特别肯定地和我说,自己会因为印假钞被判三到十年——这是造假钞最轻的量刑。马北一只参与了前期,不算主犯,很有可能判得比较轻。但如果他被认定诈骗的话,一百万元以上的金额,起码得判十年以上。
他昨天和我说那些话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在我去警局录笔录的内容时,能帮他从诈骗罪里摘出来——他没想骗人,只是正常的借贷行为。
这种可能性很大,但为了让周庸开心点儿,我说:“你不能这么想,犯了错就该接受相应的惩罚,和其他任何事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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