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谍克星

    
    会上，身为蒋委员长心腹的军政部次长陈诚还是坚持之前的观点，认为日本有抄袭元清故事的嫌疑，想要效仿元清从北向南，在大平原上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而达到其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
    因此，他还是建议蒋委员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出手，将日军的主力从华北吸引到上海，迫使他们改变进攻方向，从原来的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
    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国内最著名的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都是由西向东流，最后注入浩瀚无际的太平洋。
    所以，如果日本人从东往西进攻中国的话，那他们一路上可以说都是仰攻，中国始终会占据制高点这个有利地形，这多多少少可以弥补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兵员训练上的不足。让中国军队沾一点地形上的便宜，有利于迟滞日军进攻的步伐，为长期抗战争取有利条件。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蒋委员长就有消灭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的想法，不光是因为陈诚的建议，也是因为他觉得既然华北已经打起来了，上海那里还有一小撮日军总是让他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要知道，上海可是民国国都南京的门户，如今中日双方已经在华北大打出手，若是上海的日军再有所动作，那可真是变生肘腋。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蒋委员长都必须先清理掉盘踞在上海的两千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
    当时他让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杰制定消灭海军陆战队的计划，但是这位杨副副总参谋长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把蒋委员长的话放在心上，只是草草地写了一份作战报告给交了上去。
    据说当时蒋委员长看到这份敷衍了事的报告之后登时把鼻子都气歪了，立即下令免去了杨杰的副总参谋长职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重用他。
    把人撤了，事情还得办。不得已，蒋委员长最后又将皮球踢给了军令部长何应钦，让他搞一份作战计划出来。何应钦跟当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商量之后，找来了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得力的参谋罗泽闿，命他从新起草一份作战计划。
    罗泽闿是黄埔六期毕业生，在军校的时候就以心思缜密，擅长谋划著称，这次接令之后，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搞出了一份十分详细地作战计划，报到蒋委员长那里之后，蒋委员长十分满意，当即批准。
    并且，通过这件事，他也记住了罗泽闿的名字，此后刻意对他进行大力培养，最后让他担任了总统府的参军。
    计划制定出来之后，被秘密送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那里，让他按照计划立即执行。京沪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朱侠则留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内协助杨虎工作，并且监督计划的落实情况。
    按照罗泽闿制定的作战计划，为了彻底扫荡盘踞在上海的两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国军队需要作以下准备工作。
    第一，立即策划部署有关部队封锁黄浦江；第二，派侦查人员秘密汇制日军上海日军据点的详图；第三，在上海郊外的岔路口、火车站、渡口等交通要道秘密修建重机枪和小炮的掩体。这些掩体都藏在民房之内，在外面看不出任何破绽，还以为是普通的居民住宅，但是一旦战争爆发，将枪口的转头一拆，立即就能向日本组织起十分猛烈的火力。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就在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爆发两天之后，蒋介石就向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下达了扫荡盘踞在上海的两千名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命令。
    据记载，蒋委员长当时的原话是：“把上海的日军给我赶下黄浦江。”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在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之后，立即命令早就部署在上海附近待命的王敬久之八十七师，孙元良之八十八师，以及钟松之独立二十旅余部开进上海，进入指定位置，做好全歼日本军队的准备。蒋委员长还亲自打电话给第三十六师的师长宋希濂，命令他也开赴上海助战，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的指挥。
    熟悉中国抗战史的朋友都知道，以上的这些部队都是一准的德械师，而且德械化的程度是最高的，已经几乎能达到全德械的水平，战斗力比那些杂牌军还有半德械化的部队要高很多。
    蒋委员长此次可以说是把他压箱底的精华都拿出来了，由此可见其扫荡上海之敌，解除南京侧背威胁的决心。
    不过，令蒋委员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这里踌躇满志想要将日本人赶下黄浦江，却有人给他泼了盆冷水。
    这些泼冷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直被蒋委员长依仗的那些德国顾问们。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和德国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在德国的帮助下训练了几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按照蒋委员长的计划，他打算编练六十个德械师，这样不仅让他更加有底气去抵抗日本的侵略，还可以以此为底牌，伺机收复东三省。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他的计划没有完成，到现在国军部队中能勉强达到德械化标准的也就上文提到的几支部队。其他的几支都是半成品。
    后世的历史爱好者们对中德的这段蜜月期也十分津津乐道，有一种说话是希特勒年轻的不得志的时候曾经受过一对中国夫妇的关照，这使得他对中国始终抱有好感，愿意尽力去帮助中国。
    这种说法未免太过于童话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领袖的个人感情为基础。
    实际上，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中国和德国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促使两国合作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一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凡尔赛合约》对德国做了大量的限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德国的常备军不能超过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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