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译

    
    《诗经》的字词语义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
    “风、赋、比、兴、雅、颂”六义。汉初，在毛亨（生卒年不详战国末鲁国人秦始皇时期避难隐居武垣县入籍河间）著述的《毛诗故训传》中，将《诗经》里面属于
    “兴”的部分，特别标注出来。究其原因，在诗文情理上，难道是
    “风、赋、雅、颂”互通有无，而
    “比”格外鲜明，唯有
    “兴”晦涩难懂的缘故吗？所谓比，就是类比，一般使用内容情趣近似的事物，彼此印证和互相强化；兴就是起兴，通常使用不是直接关联的事物，通过隐喻、暗示或启发，借以引领思路、诱导想象和激发颖悟。
    在《诗经》中间，作者于表现美刺讽谏、扬善抑恶的创作目的之际，若唤醒蒙昧、抒发情怀，适合使用
    “起兴”的手法；若说明生动、印象深刻，依赖
    “类比”，给予强化；若郁闷压抑，宣泄愤恨，刚烈莫过
    “类比”；若明哲保身，托物寄情，智柔必在
    “比兴”。所谓
    “识时务者为俊杰、知得失为英豪”，如果因势利导而又云龙风虎，却由于诗人或作家，在各自志向和学识智力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他们究竟选择
    “比”还是
    “兴”，必定因人而异啊。单言
    “起兴”的文学艺术风格，一般字词语句时常委婉晦涩，时常选用庸常纤细的自然情物，借以隐喻映射义理深刻的社会道德。
    譬如《诗经•国风•周南》中的《关雎》，之所以
    “关关雎鸠”起兴？一者，
    “雎鸠”作为一种喜好鱼水嬉戏的飞禽，他们头冠威武而姿态庄严，而在世俗中被古人称作
    “王雎”；二者，
    “雎鸠”逢求偶季节，他们雌雄都会发出
    “关、关、关”的鸣叫。所以，作为《国风•周南》中的第一首诗歌，《关雎》在全诗内容上，不仅可以泛指一般男女情事，而所谓其特指
    “后妃之德”，亦属合情合理啊。至于《诗经•国风•召南》中的《鹊巢》，以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起兴，根由在于民间熟知雌鹊性巧，善于筑巢，而雌鸠（布谷鸟）虽性拙，但能够借助鹊巢孵化后代。
    因此，无论鹊还是鸠，亦不管种类上，他们的出身，或属名贵，或是平庸，都同样母性十足，并且都还是持家能手和传宗接代的行家。
    因此，所谓《鹊巢》一诗有
    “夫人之德”，亦不足为怪啊。然而，像这一类诗词，他们运用
    “起兴”艺术，虽然均属于合情合理，却都不属于浅显易懂，而且必须加以旁注解释，方能由此知彼而豁然开朗。
    再看
    “类比”的艺术特征，无论寄寓情怀，还是阐释义理，在选择比喻对象时，贵在善假于物，关键还是要相得益彰。
    例如《诗经•国风•卫风》的《淇奥》中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是用金锡圭璧来比喻品德尊贵，而《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卷阿》中
    “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则以珪璋来树立器宇轩昂的形象；再有《诗经•小雅•小宛》的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以蜂育螟蛉的舍身忘己来比喻养育后辈，而《诗经•大雅•荡》的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则用蝉的聒噪来形容胡吃海喝的喧嚣；另外，《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和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前者用身着污浊衣服来表现心烦意乱，后者以心非床席可卷来表明矢志不渝。
    像这样一些极其生动形象的例句，都是《诗经》中用
    “类比”的经典佳作啊。还有《诗经•曹风•蜉蝣》中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比喻蜂拥升腾的白色蜉蝣如同身穿雪白的丧服，借以暗叹生命的短暂；而《诗经•郑风•大叔于田》的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把驾驭马车比作人在编织而马在跳舞。像这样一类略显隐晦的比喻，也应归于类比行列吧。
    战国后期，楚襄王听信谗言而屈原惨遭放逐，在如此背景之下，像横空出世的《离骚》，虽然延续了《诗经》风格，但其中的讽喻，俨然是
    “比”与
    “兴”交织兼备了。进入汉代，虽然文学风气昌盛，但是作家们大多屈尊权势而偏好浮夸，像《诗经》原本丰富多彩的讽刺劝谏，逐渐日趋沦丧，随之
    “兴”的艺术特色，也就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辞赋赞颂，如日中天，于是类比譬喻，得以风起云涌，并且愈发繁华。
    但是，从此之后像
    “类比”一样的形式内容，则与产生《诗经》那一大时代的原始模样，简直就是形同陌路、判若两人啊。
    论说类比的根本特征和具体方式，在选择比喻对象上，原本没有固定模式，确实就是变化无常；在内容方式上，既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相貌，还可以是心绪想象，更可以是世间百态。
    所以，战国时宋玉《高唐賦》的
    “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是声音之间的比较；西汉初年枚乘《梁王菟园赋》有
    “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是外形相貌的比喻；还有贾谊《鵩鸟赋》的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则是用具体事物来比拟道德理念；再者，王褒《洞箫赋》中有
    “优柔温润”
    “如慈父之畜子也。”等句子，则是用声音和情怀来相互比对衬托。东汉马融《长笛赋》的
    “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是用声音起伏与激烈辩论作比较；另有，张衡《南都赋》的
    “起郑舞，茧曳绪。”则是形象事物之间的映衬。诸如此类的手法，在辞赋歌颂中间，确乎比比皆是。
    甚至文章中使用类比之频繁，仿佛日常生活中间，天天都离不开
    “类比”，反而一个月也用不上一次
    “起兴”一样。因此，如此类比与比兴的使用频次不对称，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则是有较高艺术造诣的
    “起兴”日渐衰退并趋于消亡，唯独剩下了琐碎、简洁、庸常的
    “类比”方兴未艾且如火如荼。这也就是自秦末以及两汉以来的文章，之所以不如姬周时代庄严深刻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坛风气，特别是那些热衷吹捧扬雄、班固诸人，以及崇尚追随曹植、刘桢后面的作家们，无论描绘山川大河，还是夸赞云海万物，无不充斥着反复多样的比喻形容。
    正因为如此，这期间的作品，不但辞藻华丽，而且夺人耳目，他们凭借的其实仅是类似《诗经》中
    “比”这样一种艺术手段罢了。至于其他类似对文学作品，像西晋潘岳的《萤火赋》有
    “流金在沙”，以及张翰《杂诗》的
    “青条若总翠”等，虽然属于类比中性格比较鲜明的字句，但是在种类样式格外繁多的类比艺术手段中，他们同样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亦不过属于比喻的恰到好处而已。
    毋庸讳言，对于作家文人而言，运用和评价类比的得失优劣，如果不是显而易见，也会是易如反掌，因为假如有谁把天鹅刻划比喻成了家鸭，那么即便不视为一无是处，也应该等同一败涂地吧。
    总而言之：诗人文章多兴比，借物取景分枯荣；北胡南越风俗异，肝胆相照仁义同。
    起兴情志必果断，类比镜影须自然；如同风从水面起，恰似行舟入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