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七海为王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到了七月，而整个七月对于李肇基来说，是无聊的七月，也是纷乱的七月。
    整个七月，关内的战场都维持了稳定，随着田见秀带来了陕甘的援军，大顺与清军再一次形成了均势，在兵力上也稍稍占据了优势，双方围绕着通州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战，打的难舍难分。
    李自成也尝试了几次反击，但最终都是失败的，尝试无果后，李自成反而不着急了，一面以尽可能少的伤亡维持着阵线，一面分兵袭扰，对曾经背叛他的直隶士绅再次张开了招抚的怀抱。
    论心胸气度，李自成是不缺的，就连曾经射瞎了他一只眼睛的陈永福，在投降后依旧能受重用，就可以证明。他的人格魅力，也让郭升等一大批在大明体制内无所作为的将军，在大顺麾下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和气节。
    等李自成一味的防守，反倒是多尔衮无所适从了。
    与拥有了整个北方的大顺不同，满清八旗是经不起剧烈的损耗的，八旗兵都是自带武器，没有薪资为大清拼命，绝大部分的动力来源于对关内的抢掠，而这与多尔衮的谋略背道而驰。
    想到得到关内士绅的支持，就不能抢掠，而不让抢掠，八旗兵就没有拼命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满清号称一国，但人口就那一百来万，满洲算上男女老幼就只有二十来万人，根本无法打消耗战。
    但多尔衮已经没有了退路，纵然不能取胜，也必须坚持下去。
    满清是三月底动员，四月初出兵，冬小麦没有收就出来打仗，如今七月了，播种也是错过了，后方更是被李肇基的东方旅搅的一塌糊涂，现在退兵回辽东，这个冬季都未必能过的下去。
    因此，多尔衮只能更改战略，从六月的时候，满清上下的宣传口径就出现了转变，从‘占领蓟镇，相机攻取京城，继而图谋天下’的战略，转变成第六次入关劫掠，即‘抢西边’。
    只不过，这些战略转换，仅限于高层知道，现实已经很明确了，大顺不是大明，大顺可不是那么好抢的。
    从1629年到1643年，满清曾经五次入关抢掠，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最大的就是1642年和1643年的阿巴泰率军入寇，在中原足足呆了八个月，一直抢到海州，即后世江苏连云港，破一百余城。
    五次入关抢掠，只有前两三次，有成建制的明军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后面的，清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明军往往避开清军锋芒，任其抢掠。
    但现在的大顺兵强马壮，马步精强，而且能战敢战，若是清军全军放开抢掠，非得全军覆灭不可。因此多尔衮并未露出抢掠的迹象，不断的用为崇祯皇帝的名义招抚，分兵攻打那些不愿意受的城市，以这种名义进行抢掠。
    多尔衮寄希望于一边抢掠，一边引顺军出京支援，若能在野地决战，清军取胜概率极大，若能大规模歼灭顺军，那再从抢西边改为入主中原也没什么。
    而顺军的应对显然有些迟缓，一开始李自成只是坚壁清野，不主动出战，就维持通州、京城、宣大、山西这一条线的安全。
    但随着清军破城越来越多，甚至发生了朱明降军主动投降的事，大顺高层才意识到，被动应对终究是不行的，于是派遣李过和张鼐，率领顺军的骑兵主力，绕宣大，入山西，把守太行八陉，利用关隘优势，从山西扑出，以骑兵袭击围攻城市的清军，待清军反应，集结主力，便再选择八陉中一陉退入山西避战。
    南路清军阿济格，以抢掠为职责，不能消耗在对峙之中，因此只能再转向他处，顺军如法炮制，再随意择一陉出太行，袭击清军。或袭扰围城清军，或伏击运输虏获北上的队伍，因为全是骑兵，又主动避战，因此来去如风，给阿济格找了很多的麻烦。
    由此，关内的战争从京畿一隅之地，扩张到了整个直隶和山东北部区域，双方都是骑兵，在宽阔的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互有胜负，互有折损。
    北方打的热火朝天，南方也不消停。
    吴襄带领辽镇一万精锐直趋南京，联合史可法这位南京兵部尚书、钱谦益这等江南士大夫领袖以及刘孔昭等勋臣，不待其他各方反应，就拥立了潞王监国，按照计划，只要各省督抚、各镇总兵同意，那么潞王就从监国变成皇帝。
    可以说，这打了江北四镇和湖广左镇一个措手不及，在湖广，左良玉刚刚被顺军打败，丢了大片地盘。而江北四镇也是穷途末路，既不知顺军深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董学礼带着几千兵入驻徐州，愣是让江北四镇十数万兵马不敢动弹，四镇之中最强的高杰部甚至已经开始接触大顺，准备投降了。
    南京忽然出现了一个监国，让各镇和各地督抚有些招架不及。
    但拥立事一开始非常顺利，钱谦益等一开始就宣布了福王罹难的消息，让皇位之争再无对手。
    只不过，潞监国朝廷真正进行到利益划分的时候，一切就都变了。
    福建郑芝龙还算是稳妥，按照与钱谦益的约定，作壁上观，不支持不反对，但有利益时，也主动凑上来。福建镇想来是饷银自理，崇祯十五年时册报本镇有两万两千兵，但实际兵马远远超过这个数，却也不会让朝廷出钱。
    但当潞监国朝廷需要支持时，郑芝龙立刻派遣一支精兵由郑鸿逵率领，出镇镇江，自立门户，这下郑芝龙又可以吃几千人的空饷，乐得自在。
    只不过，郑芝龙只是一个特例，其余的政治势力没那么好打发。
    首先就是庐凤总督马士英和监军卢九德，马士英是不为东林所容的阉党，而卢九德怕因为淮安之事被问罪，二人迅速联合到了一起，马士英利用卢九德联合江北四镇，又派人前去湖广联络左良玉，五镇联合在一起，冲南京朝廷要价。
    而吴三桂也没想到，以豪富著称的江南，所建立的朝廷，竟然也落得一个僧多粥少的局面，南京朝廷那点财政收入，根本就不够各镇消耗的。
    等潞王监国之后，吴家父子才知道，就算不被大顺、大西两个势力占据的所有省份都向大明效忠，缴纳税赋，那南京朝廷‘岁入止六百万’而已。
    而当初吴襄代表辽镇与钱谦益等人商议好的，潞王监国之后，辽镇不撤，但需要每年供饷二百万两，米八十万石。
    可问题就在于，等潞王监国之后，各方投效的势力都来要饷银，而在马士英和卢九德的联合下，各镇要的饷银都虚高。
    五镇提出的要求是，不论吴三桂加封什么爵位，左良玉必须是与他平级，毕竟你辽镇五万人，左良玉的楚镇也五万多人。而江北四镇都只低一个等级。
    除了这个，楚镇号称五万人，一年需饷银一百八十万两，四镇号称各三万，索要饷银二百四十万两，本色一百万。
    而潞监国的大明朝可不只是这些兵，京营号称六万，要一百二十万两。锁长江、控江北，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等八镇，总计兵马十二万，需要二百四十万两。
    合计就七百多万了，而南京小朝廷一年就六百万，而朝廷支出，把能去的都去了，也需要一百多万，实际每年缺额二百二十五万两，这还不算辽镇，算上之后，奔五百万缺额去了。
    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达不成一致，所以潞王一直就没法称帝。
    问题在于，很多军镇都是虚报员额，江北四镇尤甚，高杰所部确有三万多人，而其余三镇都是两万兵，甚至不足两万，但都是按照三万来要的。
    虽然在拥立潞王为监国这件事上出现了坎坷，但吴三桂成竹在胸，在他看来，只要北风季一到，辽镇五万兵到了江南，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制定的方略是联北限南，江北四镇和楚镇都需要拉拢联合，毕竟将来是要靠这些兵对付大顺的，对其提出的要求，吴三桂都认为可以答应，但对于其他势力，则进行限制乃至吞并。
    首先就是福建镇，是与李肇基商定好的，要覆灭之。灭了福建镇，就多出至少两万两千人，甚至更多的饷。
    京营六万和长江上的督抚、操江、军镇都不需要，在吴三桂眼里，长江就是和南京就是他吴家的，辽镇就是京营，辽镇到了南京，南京和江防全部交由辽镇来，原有的各镇，或吞并或裁撤或剿灭。
    而黄斌卿等东南沿海的军镇也不需要，海上并无威胁，要海防干什么？
    在吴三桂看来，日后南明朝廷的全部资源投入到养辽镇和对抗大顺这方面来就可以了，其余的，应减尽减。
    因此，吴家在利益分配上索性就不着急，一直压着钱谦益和史可法不给任何军镇发银子，就是要等辽镇精锐抵达，再合纵连横。
    中原和江南都热闹非凡的时候，辽东却是处于一片安宁之中。
    整个七月，陈平部沿着辽东东海岸线向着鸭绿江口一路扫掠，粤军沈犹龙部则在辽西和锦州清军对峙，李肇基的东方旅，或休整或整训或扩军，忙的不亦乐乎。
    清军也消失无踪，一开始，阿巴泰率领整合的四千多清军，消失在了辽河套的平原上，希望在东方旅分兵扫掠时给李肇基致命一击，但紧接着，多尔衮以汉藩名义媾和，东方旅不再扫掠，安心在辽河套休整。
    整个七月唯一的战事就是李肇基派兵攻占了尚藩的藩城——海城。
    这场战斗乏善可陈，十八磅重炮在海城城墙上轰击出了一道长三十多米的缺口，海城就此投降，海城守军护卫着部分家眷‘突出重围’，但实际却是，这场战斗是李肇基与尚可喜的私下合作，是打给满清看的。
    东方旅占领海城，大军并未入城扫掠，甚至主力仍旧住在城外，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亲随卫队进城，却也只是维持秩序。东方旅没有动尚藩的一砖一瓦，而海城的陷落给了满清压力，多尔衮批给的二十万两白银无人再敢拖延，直接送到了李肇基的大营里。
    这个七月，李肇基在围猎、写信、看信，算计别人，也防止被别人算计。
    他也看了好些热闹，看到李香君和卞玉京从一开始对朱由崧的顺从与敬仰，变成了讨厌与鄙视。
    看到了朱由崧那水平低劣、让人牙碜的情诗，看到了朱由崧因为偷看别人洗澡，被追的满院子逃跑的窘迫。
    一直到七月末，当顺军的援军全数抵达了长兴岛，李来亨连来几封信催促进军的时候，李肇基带上亲随，一路抵达了复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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