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后世相比,现在的北京各个景点显然少了很多,什么中华世纪坛、雁栖湖旅游区、九龙游乐园、亚运村、北京湖景水上乐园、世界民族公园、鸟巢和水立方等等还没有出现,这让彭禹感到有些遗憾,此外,当时的国内平头老百姓使用的照相机胶卷,几乎全部是黑白的,彩色的虽然也有,但基本上不给普通老百姓卖,全部是提供给报刊记者等专业人士的,而且还全都是外国品牌。在这种情况下,彭禹大部分买的都是普通黑白胶卷,彩色交卷,他通过常炎鸿只买了六卷,而且拍摄出来后,还不能马上洗出来,只能通过常炎鸿的帮忙,找那些大型报社处理了。
十月二十五日,彭禹正式接到了上面的通知,要求他出面,主持创办《现代先锋》杂志;毫无疑问,这是一款新型杂志,在后世,可能有同名杂志出现过,但那个影响力非常小,而且还是区域性质的。彭禹即将主持创办的这款《现代先锋》杂志,它是面向全国的,它的份量,比那些什么《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重的多,是目前中国第一款代表着文化艺术发展前进方向的前沿性杂志;上级的要求是版面新颖,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广开言路,大胆创新,内容可以涵盖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
接到这个任务后,彭禹刹那间感到自己的肩头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也一时有些发懵,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不过很快,他的心态就调整过来,向上级领导表示,一定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杂志办好。
出了文化部的大门,彭禹坐着上级领导专门配备给他的小轿车,赶到了X省驻京办招待所,在那里,家人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正在等他回来。见到家人后,彭禹具体说了一下情况,一家人非常高兴也非常振奋,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彭禹走向重要岗位的第一步;而和彭禹同车而来的文化部某位处级干部,和彭国庆商讨起了要将彭禹的学籍,转到北京市第一中学的事情。既然彭禹要在北京创办杂志,再加上年纪还小,他只能半工半学了;对于他学习方面的事情,上面没有硬性要求,可以任他自由安排。在这方面,彭国庆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表示只要一回去,就马上将彭禹转学的证明等材料寄来。
听到哥哥不和他们一起回家,彭芳抱住他的胳膊,眼泪汪汪地问:“哥哥,我再也见不上你了吗?”
彭禹啼笑皆非地替她擦干眼泪,安慰道:“哪有那么夸张呀?等哥哥忙完了这些事情,肯定会在年前赶回家去看你的。”
家人们临走之际,彭禹把那架新买的“红旗20”照相机给了爸爸,并让他回去后,将彭禹林中小屋床底下那个大铁皮箱子里的文稿和书架上的书籍全部打包寄来,然后收拾一下把房子还给农垦部;至于大个子阿宝,索性牵回家里的后院喂养吧!
送别了家人之后,彭禹马上投入到了杂志社的筹备工作当中。《现代先锋》杂志社的社址,暂时定在了与北京交通银行旧址相邻的地方,东北面是前门,西北面是和平门,再往北就是天安门广场和西交民巷27号院了。社址是一座三层楼房,面积挺大,里面的房屋也很多,有自己独立的院子,样子不算太旧,是七十年代初的建筑;彭禹的办公室在三楼,面积足有三十多平方米,集办公会客书房为一体,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此外,在最里面的西墙角还有一个小门,那是一间卧室,面积不太大,只有十平米左右。
《现代先锋》杂志社设有社长兼主编一名,副社长兼副主编一名,分别由彭禹和从文化部调来的正局级干部杨向辉担任;下面设有记者部、编辑部、美工部、策划部、人事部、行政部等诸多部门。这些人员,全部是从各个全国性重要报刊社精选出来的;一个个年富力强,年龄超过四十岁的极少。杨向辉是社里年纪最大的成员,他这个人彭禹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在后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彭禹知道,上级能够将他安排在这里充当自己的副手,他的背景和能量肯定不一般。
杨向辉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身高一米七左右,大背头,架着一副花框近视眼镜,浑身上下洋溢着浓重的学者气派;但凡文人,几乎都有一种令人不可理喻的臭脾气怪作风,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让人从老远就能够看出,这人究竟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杨向辉虽然比彭禹大四十多岁,甚至比彭禹的爸爸妈妈年纪还要大得多,但是,他第一次见到彭禹还是比较客气的;毕竟,彭禹的名声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他就算心里再怎么不服气,面子上还是能过得去的。杨向辉担任副社长兼副主编,其主要工作是,在党性原则和政策法规等问题上把好关,也就是说,一些涉及到这个方面的文章和作品,必须由彭禹和他审核之后共同签字,然后再上报文化部审批才行;至于其他方面,除了财务部外,那就是彭禹的管辖职责了,和他没有多大关系。
两人见面后,经过一番交流,彭禹这才知道,杨向辉还是个早期的“海归”,他于1964年毕业于美国赖斯大学(RiceUniversity),这所学校,是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创建于1891年,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顿(Houston),是美国南部的名牌大学,素有南部哈佛之称。由于有捐赠资产,赖斯大学是美国最富有的大学之一,以学费低而闻名。据悉,杨向辉当年进入这所学校学习,主要是奔着学费低去的,因为当时他的家人几乎全在中国,而他的姑妈却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他在建国初期几经波折,从泰国香港转道留学美国,获得文学研究和管理学双料博士后,经过家人的劝导,毅然放弃高薪,回到祖国效力。
杨向辉的运气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他在中国文化界还是很有一番作为的;经常用“凌云”这个笔名,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文章,影响力很大,曾经在文化部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但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看不惯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更看不惯那些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论调和文章,所以一下子沉寂下来;后来,四人帮集团虽然百般拉拢他,但他没有动摇,也没有跟风,以自己有肝病为由,一直在家休养或者到一家不起眼的文化事业单位朝九晚五的上班,一开始倒也没遭什么罪。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他被红卫兵小将拉出来批斗过几回,最后被人家扔进了牛棚里,在房山地区农村一待就是四年多,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才被平反昭雪解放出来;再后来,国家考虑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把他召回了文化部,并给了他一个正局级的待遇。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彭禹横空出世了,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杨向辉看了之后,很多次忍不住拍案叫绝,认为彭禹眼光独到,文采出众,是一个难得的罕见的旷世奇才,并经常和执不同意见的同事们争论的面红耳赤。之后,很可能出于这方面的原因,上级领导经过思考和筛选后,决定将他调到《现代先锋》杂志社,担任副社长兼副主编,和彭禹一起搭班子,尽快将杂志社组建起来。
与人为善,工作好干。抱着这种做人宗旨和工作态度,一向低调的彭禹对杨向辉非常客气,只要杨向辉一来自己的办公室,彭禹都会殷勤地亲自端茶倒水,而且口中杨大叔长杨大叔短地叫的非常亲热,这让杨向辉心里感到很受用;投桃报李是人的优良品德,作为洋博士出身的杨向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日后的工作中,他和彭禹相得益彰,相互之间以礼相待,关系越处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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