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得知家父病重的消息,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怕此生难见父亲一面。
说起来我与父亲已有十年未见。十年前我漂洋过海,远赴美国求学,拿到绿卡时国内护照已经过期,只好考取美国公民,等双头鹰护照到手,已是十年过去,不料签证又陡生波澜。费了许多周折,才在香港寻得一个关系,答应可以通融拿到短期探亲签证。正准备启程,家姐来电,父亲病重!于是收拾行装,购买机票,却发现护照不见了。
房漏偏遭连阴雨,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于是发动妻儿翻箱倒柜找护照。不想两层楼房,翻了个底朝天,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儿子抱怨老婆唠叨,这才想起二个周前,因帮一朋友办移民,将护照及一干材料放于材料袋里,而此袋则遗留移民律师所了。急忙打电话给律所里的小陈,小陈寻了半日,回电说律师所客户太多,查无所踪,估计被没有身份的新移民捡去也未可知。总之,护照需要另补。
补护照也不顺利,本来按照规定,四个周护照应该寄到家里,心急如焚的我天天去看邮箱,到了第四周,见到了一封来自护照中心的信件,称:因代办护照的邮局没有盖章,手续需要重走一遍,也就是说,还需要四个周时间!
火上屋顶,心急如焚,打电话给护照中心,被告知情况紧急可以办加急,三日可取护照。于是如获重生般急赴位于下城的护照中心,果于第三日拿到护照,当晚直飞香港。等飞机降落,接到家姐电话:父亲已在弥留之际。
香港的朋友接到我时,已经是周四下午,我把签证所需要的所有表格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我父亲危在旦夕,如果不能于明日拿到签证,则将留下终生之憾。
朋友承诺:“放心吧,还有一个工作日,应该可以拿到。”
虽然得到郑重承诺,但我的心还是沉了下去。我已经预感到,怕不能跟父亲活着见一面了。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在小的时候,母亲曾找人算命,算命瞎子说父亲有五个子女,但是临终时却只有四人在身边。我本不信,但十多年来我漂流海外,归国无门,常常想起这个算命瞎子的话,现在临到家门,父亲却已经病危,难道预言真得会应验吗?
第二天周五,高先生去跑签证,我在酒店房间里如坐针毡,看着手表,等着手机铃响,每过一小时都像一年那么漫长。米不沾牙,水不润喉,也不觉得饥渴,就这样挨到天黑,高先生的电话迟迟不来。
后来听家姐说,那段时间父亲跟我一样,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手表,每一分钟看一次,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默默流泪。家姐骗他说:飞机遇到台风,不敢起飞,等到台风过去,您的四儿子就回来了。
到了深夜,高先生终于垂头丧气回来了,说:“今天签证处开会,没有办公。我们已经联系了处长,看能否周末给加个班弄出签证来。”
我心里苦笑,这怕是安慰的话吧。香港是个法治之地,签证处虽是内地派出机构,也断不会为了我周末加班。心里虽然这么想,但仍抱着希望,周末若拿到签证,或许我还能跟父亲再见一面?
二
我家姓李,在胶东大沽河畔聚族而居。家父出生于1935年2月。父亲五岁丧母,祖父不治生业,嗜酒好赌,据说祖父喝酒一夜能喝一坛子自制的黄米酒,赌钱能三天三夜不睡觉。虽然开着一个小酒馆,日子却过得烂包。奶奶是邻村一户殷实人家的女儿,高挑、漂亮,却不爱说话。她生了伯父和父亲两个儿子,因为对生活的绝望,服毒自杀了。
听母亲说,奶奶那天本来在田里干活,爷爷一夜未归,她心理烦躁,无人诉说。这时偏偏一个好事的人来告诉她,爷爷又输了钱,被人索债,已经投军当兵去了。奶奶在田里哭了整整一天,晚上安顿两个孩子睡下,自己喝了卤水自尽。
奶奶的死并没有让爷爷回心转意,他喝醉了酒外出要账被抓了壮丁,三日后酒醒透了才钻高粱地逃回家。其时伯父已经八岁,被送到一家财主家放牛。爷爷夜不归宿的时候,邻居家老奶奶经常听到父亲在寒夜里凄厉的哭声。老奶奶看到不遮风雪的破屋里,五岁的父亲龟缩在冰冷的破被子里,又冷又饿,口里喊着肚子疼。老奶奶给他烧了炕,喂了热水和干粮,父亲才甜甜地睡去。老奶奶流着泪走了,边走边说:这没娘的孩子,遭老罪了。
父亲出身寒微,却天生聪慧,以全镇第一名的成就上了青岛师范。但其时伯父已经参军去了朝鲜,爷爷不愿意小儿子再离开自己身边,不同意他去青岛读书。生性至孝的父亲留在家乡,不久被招聘到镇上农村信用社工作。
父亲十八岁的时候跟母亲结婚,不久有了大姐和大哥。爷爷也已经续弦。我们一家六口人都靠父亲二十几元的工资生活,根本活不下去,为了给全家找一条活路,父亲只好辞职,一家人去了东北林场。
我们一家在东北住了三年,总算保全了性命,不料一场火灾,全部家当化为灰烬。一家人只能再回胶东。
父亲的公职跑丢了,回来后只接上了组织关系,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不久文革开始,他培养的接班人,一个叫麻子冬的家伙捏造爷爷的所谓“历史问题”,对父亲大肆围攻。
文革过后,我们家的劫难才算结束。父亲又当了几年生产队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当年队里种花生,收获的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偷吃,生吃、烧着吃、在河里洗过用瓦罐煮着吃,因为缺乏营养,社员们只要不偷拿回家,吃点花生队里的干部一般也不管。父亲是个爱吃花生的人,但生产队里的花生他一个都不吃,有些社员会偷着烧一些花生塞给他,却被他狠狠瞪了一眼,花生洒落地上。但当生产队里的花生分到家里,父亲会坐在麻袋上,不声不响吃到半夜。
父亲对我寄托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期望。据母亲说,小的时候爷爷曾经摸着我的头说,李家只有这个孩子会是条汉子。爷爷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多少年来我一直捉摸不透,父亲却坚信爷爷的预言,他认定我会有出息。所以,当年我们家清贫如洗,父亲却咬紧牙关供我读书。许多严寒酷暑,父亲骑着单车行六十里路到寄宿学校给我送粮食和衣物。
记得有一年,看着父亲的不再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之中,我的眼泪再也难以止住。
我第一次高考失利,父亲绝望的眼神让我心碎一地。当我终于考上了北京的名校,父亲送往上火车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让我受用了一辈子。父亲说:儿子,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不管你将来干什么,即便你当了再大的官,不是自己的钱不要贪,不是自己的女人不要沾。做到这两点,你就能在社会上立住了。
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官,但是父亲的教诲我永记在心,受益无穷。
这一次远行美国,我跟父亲告别,父亲却什么也没说,只道:“走吧,走吧。自己照顾好自己。”居然连啥时候回来的话都没问。
我强忍着眼泪,很想拥抱一次父亲。小时候多病,我经常在父亲背上。渐渐长大之后,按照农村的习俗,孩子就不再接触父亲的身体。我甚至连父亲的手都没有再摸过。表达父子感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喊一声:父亲,给您磕头啦!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这一个机会。
这些年来,岁月艰难,隐隐感觉会跟父亲有个长久的分离,有机会就往家里跑出差也不忘给父亲带些当地的土特产,鹿茸、雪莲、青稞酒、椰子糖,什么东西都买。第一次到美国,我还给父亲带了鱼油和花旗参。父亲嗜烟,我买的最多的东西也是烟。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买当地的名烟。这些年来,父亲什么牌子的烟都抽过了。父亲气管不好,吸烟危害他的健康,但是他又那么喜欢烟。这让我非常矛盾。到了美国之后,我托人给他带过从免税商店买到的熊猫和大中华,据说他不舍得自己一个人抽,总是到过年的时候邻居晚辈来拜年,才拿出来给大家抽,并特别说明,是他的四儿子从美国捎来的。
写到这里,我已泪下,此情此景,难以再述。
三
周日凌晨六时,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美国的儿子来电话说,爷爷已经去世。
最后的一线希望断送了,我的心猛地一沉,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一块巨大的铅块扯着下坠,眼前一黑,摔倒在床上。不知道过了多久,酒店的服务生和驻店医生把我弄醒,给我喂了水和一些药,朋友老高也在身边,正商量着要不要把我送医院。
我握着老高的手说:“我不要住院,我要回家,我父亲走了,我要去送他。”
老高说:“你昏睡一天一夜了,可吓死我了。签证我拿回来了,你可以过境回家,不过医生说你身体还很虚弱,最好能进医院观察两天。”
“我死不了。就算要死,也要死在家里,跟父亲在一起。”
老高看着医生,医生点点头,说:“他的身体不错,可能是急火攻心,导致昏厥,做个简单的体检,带着药上飞机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老高联系了医院的救火车,在车上给我打了点滴,做了体检,过了海关,然后走特殊通道上了飞机。周一晚上八点,侄子和外甥女从流亭机场接到我,一分钟都没停赶回老宅。
家里人已经知道我在香港发病的消息,在车上几个晚辈就叮嘱我不要过分悲伤,反复说爷爷(姥爷)走得很安详。他们的话我能听见,却不能回应。很奇怪,我的脑海一直是空白的,没有悲痛,只有麻木。我眼睛干涸,喉头干涩,胸中憋闷,就像有一团火在烧烤着。一滴泪都没有流。
外甥女是个医生,她紧张地看着我说,舅舅,你要是憋不住,就哭两声吧,郁结在心,会伤害身体呀。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默默地握着她的手,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一会儿冰凉,一会儿火烫,我的灵和肉都在经历着巨大悲痛袭来那一刻翻江倒海般的挣扎。
终于到了家,我在厢房见到十年未见、已经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我跪下,喊出两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娘,我回来了。
娘抱着我的头失声痛哭,我也泪如泉涌,只是呜咽,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大姐拿来白色粗布孝衣,给我穿上。母亲推开我说,快去告诉你爹,你回来送他了。
父亲的灵柩停放在正屋,兄弟几个还有表兄弟们都在守灵,纸灰飘飘,烛影摇摇,父亲的遗像下,我看着那紫红的棺木,这才真的相信我跟父亲已经天人永隔,不能再见了。我惨叫一声,爹!
一阵撕肝裂胆的剧痛,感觉胸腔像是撕开了一样,口里哇地喷出一股鲜血,像红色喷泉射在棺木之上。我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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