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不在线

    
    女人总是拥有很可怕的直觉——这是我从我妈身上总结出来的结论。
    不过这是一种需要锻炼的天赋，许多女人毫无理由地滥用导致她们变成了偏执狂。
    我妈的直觉后来就被她滥用了，变成了某种偏见——她总是怀疑我对她撒谎。
    但是在我小时候，她的直觉是很准的，总是能够抓住我半夜爬起来看电视——《圣斗士星矢》在12点后播，我等爸妈他们睡着了爬起来打开电视，在客厅戴着耳机观看。
    我妈总能通过他们门顶上的玻璃反光确定外面电视开着；偶尔她起床遇见我上厕所，她就会警醒地摸一把电视机的后面是不是热的。
    后来我不看电视看了，她在厕所里面遇见我，总能从各种地方——譬如洗衣机里面、洗衣机下面、洗衣台下面摸出我藏的。
    不断被验证的自觉形成的正反馈导致了她的膨胀，时间长了，她就自以为是地觉得我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
    小孩子就是在和学校、老师、家长的斗智斗勇中，同时在和同学朋友们交流这种斗智斗勇过程经历中成长起来的。
    我虽然从小对我爸妈做人做事，教育我的那一套很看不起，但其实骨子里其实很受我爸妈的影响——当然不是日本青年受列夫·托尔斯泰那种影响。
    所以当我发现我姐姐的那个秘密的时候，我也像是我妈一样陷入了某种偏见——她说她要和王叔叔晚回去一周，我就自然脑补成一些私密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完全不在意这一周的白天他们都必须哪怕是掩饰性地安排工作。
    王兴林和高敏教授没有和我姐姐住同一家宾馆，估计是“王叔叔”为了避嫌的缘故，他陪着他老婆住在省大学的校园招待所里，当我跟着姐姐出席高教授的学术报告会的时候，骇然发现王兴林和我姐姐居然都各自有自己的秘书了。
    王兴林的秘书还兼任他的司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胖子。
    我姐姐的秘书则是她刚刚毕业的校友，据说刚招来没几天，是一个腼腆的戴着眼镜的胖女孩，看上去有点傻傻的样子。
    在我姐姐介绍我的时候，她还对我的母校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尊敬，羡慕我姐姐考上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更羡慕她有资格不去读。
    这位小姐姐也就比我大一岁，毕业于环境工程专业，很明显是我姐姐为了倚重作为专业技术上的顾问秘书而招募的，虽然无论怎么看都有些草率，但是大概是她初次作为老板的一次历练，毕竟一开始降伏一个毕业生比降伏一个老油条容易得多，更不要说她本人也才刚刚二十二岁。
    高敏教授身边也有一名助手，我一开始以为是省大学安排的跟班，结果我姐姐和我介绍说这位是省大毕业的本科生，已经考上了高教授的研究生。
    等我们都坐下来听这个学术讲座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孤零零的，哪怕我姐姐就坐在我的身边。
    这当然不是高教授一个人的讲座，这是省大和相关企业，还有有政府背景的环保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学术活动——说是学术活动，实质上是学术界和企业界自我宣传的平台，学术界的教授们宣传自己的学术成果招揽企业的技术投资，企业宣传自己所谓的成熟技术以求政府的青眼，毕竟在废物处理这块上——政府是最大的主导者，即便从上到下的固废中心成立也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显而易见，大量的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提前嗅到了这里面的利益和商机。
    高教授的讲座排在第三个的位置，前面两个讲座，一个是环保部的政策法规处的官员解读废物处理的法律法规，以及新成立的固废管理中心的任务和职责，顺带讲了讲从中央到地方监管处理固体废物的思路——我天然地觉得后面这部分内容是他本人在夹带私货，但是鼓励在场的企业和老板投资废物处理企业也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第二个讲座安排的是地方环保部门固废中心的一位领导，他着重讲了一下当前本地的固体废物的处理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方向，以及监管部门希望固废处理要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大部分内容还是探讨性质的，提了许多可能性，但是没有结论，这位领导大概是因为直接接触一线监管工作，说话非常谨慎，尽量罗列数据，但是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压力大的叫苦——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同样表达了对于该行业的看好——就差明着说要官督商办了。
    高教授的讲座学术性质最高——当然，这纯粹出于我这种还没有脱离象牙塔的学生的偏见——她自然也看好环境保护领域处理废物这一行当，理由非常充分——她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业数据作为对比，同时她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必然导致其他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出售回收废物作为原材料——这里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废旧钢铁、废纸、废塑料等等，洋垃圾是中国工业的补充粮食——尽管吃这些二手粮食的代价有些大。
    在这个前提下，高教授表示中国的监管体系先天上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太大了，不仅一省和一省情况不一样，就是一市与一市，一县与一县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根本不可能将全国的监管纳入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之下。
    废物处理需要很多条件，最大的条件就是土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各种条件的差异，导致废物处理的成本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基于经济原因，废物的转移会是处理成本高的地区向处理成本低的地区转移，产废单位和处置单位之间，中间天然会诞生中间商赚取差价。
    因为按照现有的监管体系和预估的监管发展方向，废物交易并非是完全市场化的，这里面就不仅有监管责任的风险，还有权力寻租的风险，同时还涉及到地方保护主义和牺牲环境谋求经济利益的可能。
    我个人觉得高教授不是悲观，她只是把可能的问题都摆了出来，并且这些问题都是在发达国家出现过的，说不上有惊天动地的独创见解，但是起码在收集、整理资料材料上是用了心，并且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我听得兴趣盎然。
    倒是坐在我身边的王兴林看起来有点不以为意的表情，中途我听见他和他的秘书笑着说，“全国市场化或者全国严厉监管，我们还赚什么钱？”
    我姐姐在一边也听得表情严肃，中途王兴林也和她说道，“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全部本地化解决根本不可能，我老婆的想法太理想化了，环保部又不是什么强势的部门，更不要说还是下面一个固废中心。”
    是的，高教授认为在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废物问题，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本市产生的废物能够在本市处理掉，退一步，本省的废物在本省解决掉，尽量不要大规模远距离地转移——但是即便是我也知道这不可能，看看地图就知道，像是魔都、帝都、妖都这些地方，怎么有可能建造大型的焚化厂、危废处理生产线这些项目？经济发达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很宝贵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丘陵地带、山区则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来掩埋废物和垃圾。
    自然地，高教授描绘出来了在一个失衡的监管体系下，某些地方越是加强监管，对整体造成的环境危害就越是大的可能景象。
    她的逻辑自洽，让在场听讲座的学生们都忧心忡忡，当然，在场的专业人士可能不以为然，所以在听众提问环节，都是一帮学生热血地想要寻求解决办法，专业人士都装聋作哑，至于高教授所提出来的许多发达国家的解决方案，在那些专业人士看来则被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只能在理论上实行。
    这样上午的讲座就基本上结束了，简单地吃过了活动方提供的盒饭午餐，又紧接着开始了下午的讲座。
    后面的讲座就是技术性的了，本省的几位教授着重讲了他们在水、气、渣等方面的处理技术上的发明和创造，向政府和企业界大抛媚眼，至于这些技术大规模推广和使用的成本、效果等问题，都还停留在字面上的比目前技术好百分之多少的阶段。
    此时高教授坐在我和她丈夫中间，像是看猴子一样带着高傲和嘲笑的表情盯着台上的教授们高谈阔论——当然，高傲和嘲笑也许是我的误解。
    “你上午说得太过了，没人喜欢听你这样讲。”王兴林还有些忍不住对自己的妻子说到，“你何必说得这么明白呢？”
    “我说得是很明白，就看他们听明白没有。”高教授回应道。
    “什么意思？”王兴林愣了一下。
    高教授转过头来，目光越过我看向了我姐姐，“罗娜，你听明白没有？你也是做这行的。”
    我姐姐有些懵，同时有几分心虚，“我不是太懂，”她说道，“不过，高老师，您是不是变相认为废物处理这一块的生意会利润非常高？”
    “前提是有关系。”高教授补充道，然后转过头来对王兴林说道，“你看看，她听明白了。”
    王兴林有几分无奈，“你是这个意思吗？”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高教授回答道，又斜着眼睛看着我，“罗克，你知不知道？”
    “风险大。”我舔了舔牙，抿着嘴说道，忍不住瞥了一眼我的姐姐，心想总算是把这个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