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不在线

第64章 偏见

    
    女人总是拥有很可怕的直觉——这是我从我妈身上总结出来的结论。
    不过这是一种需要锻炼的天赋,许多女人毫无理由地滥用导致她们变成了偏执狂。
    我妈的直觉后来就被她滥用了,变成了某种偏见——她总是怀疑我对她撒谎。
    但是在我小时候,她的直觉是很准的,总是能够抓住我半夜爬起来看电视——《圣斗士星矢》在12点后播,我等爸妈他们睡着了爬起来打开电视,在客厅戴着耳机观看。
    我妈总能通过他们门顶上的玻璃反光确定外面电视开着;偶尔她起床遇见我上厕所,她就会警醒地摸一把电视机的后面是不是热的。
    后来我不看电视看了,她在厕所里面遇见我,总能从各种地方——譬如洗衣机里面、洗衣机下面、洗衣台下面摸出我藏的。
    不断被验证的自觉形成的正反馈导致了她的膨胀,时间长了,她就自以为是地觉得我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
    小孩子就是在和学校、老师、家长的斗智斗勇中,同时在和同学朋友们交流这种斗智斗勇过程经历中成长起来的。
    我虽然从小对我爸妈做人做事,教育我的那一套很看不起,但其实骨子里其实很受我爸妈的影响——当然不是日本青年受列夫·托尔斯泰那种影响。
    所以当我发现我姐姐的那个秘密的时候,我也像是我妈一样陷入了某种偏见——她说她要和王叔叔晚回去一周,我就自然脑补成一些私密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完全不在意这一周的白天他们都必须哪怕是掩饰性地安排工作。
    王兴林和高敏教授没有和我姐姐住同一家宾馆,估计是“王叔叔”为了避嫌的缘故,他陪着他老婆住在省大学的校园招待所里,当我跟着姐姐出席高教授的学术报告会的时候,骇然发现王兴林和我姐姐居然都各自有自己的秘书了。
    王兴林的秘书还兼任他的司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胖子。
    我姐姐的秘书则是她刚刚毕业的校友,据说刚招来没几天,是一个腼腆的戴着眼镜的胖女孩,看上去有点傻傻的样子。
    在我姐姐介绍我的时候,她还对我的母校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尊敬,羡慕我姐姐考上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更羡慕她有资格不去读。
    这位小姐姐也就比我大一岁,毕业于环境工程专业,很明显是我姐姐为了倚重作为专业技术上的顾问秘书而招募的,虽然无论怎么看都有些草率,但是大概是她初次作为老板的一次历练,毕竟一开始降伏一个毕业生比降伏一个老油条容易得多,更不要说她本人也才刚刚二十二岁。
    高敏教授身边也有一名助手,我一开始以为是省大学安排的跟班,结果我姐姐和我介绍说这位是省大毕业的本科生,已经考上了高教授的研究生。
    等我们都坐下来听这个学术讲座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孤零零的,哪怕我姐姐就坐在我的身边。
    这当然不是高教授一个人的讲座,这是省大和相关企业,还有有政府背景的环保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学术活动——说是学术活动,实质上是学术界和企业界自我宣传的平台,学术界的教授们宣传自己的学术成果招揽企业的技术投资,企业宣传自己所谓的成熟技术以求政府的青眼,毕竟在废物处理这块上——政府是最大的主导者,即便从上到下的固废中心成立也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显而易见,大量的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提前嗅到了这里面的利益和商机。
    高教授的讲座排在第三个的位置,前面两个讲座,一个是环保部的政策法规处的官员解读废物处理的法律法规,以及新成立的固废管理中心的任务和职责,顺带讲了讲从中央到地方监管处理固体废物的思路——我天然地觉得后面这部分内容是他本人在夹带私货,但是鼓励在场的企业和老板投资废物处理企业也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第二个讲座安排的是地方环保部门固废中心的一位领导,他着重讲了一下当前本地的固体废物的处理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方向,以及监管部门希望固废处理要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大部分内容还是探讨性质的,提了许多可能性,但是没有结论,这位领导大概是因为直接接触一线监管工作,说话非常谨慎,尽量罗列数据,但是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压力大的叫苦——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同样表达了对于该行业的看好——就差明着说要官督商办了。
    高教授的讲座学术性质最高——当然,这纯粹出于我这种还没有脱离象牙塔的学生的偏见——她自然也看好环境保护领域处理废物这一行当,理由非常充分——她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业数据作为对比,同时她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必然导致其他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出售回收废物作为原材料——这里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废旧钢铁、废纸、废塑料等等,洋垃圾是中国工业的补充粮食——尽管吃这些二手粮食的代价有些大。
    在这个前提下,高教授表示中国的监管体系先天上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太大了,不仅一省和一省情况不一样,就是一市与一市,一县与一县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根本不可能将全国的监管纳入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之下。
    废物处理需要很多条件,最大的条件就是土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各种条件的差异,导致废物处理的成本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基于经济原因,废物的转移会是处理成本高的地区向处理成本低的地区转移,产废单位和处置单位之间,中间天然会诞生中间商赚取差价。
    因为按照现有的监管体系和预估的监管发展方向,废物交易并非是完全市场化的,这里面就不仅有监管责任的风险,还有权力寻租的风险,同时还涉及到地方保护主义和牺牲环境谋求经济利益的可能。
    我个人觉得高教授不是悲观,她只是把可能的问题都摆了出来,并且这些问题都是在发达国家出现过的,说不上有惊天动地的独创见解,但是起码在收集、整理资料材料上是用了心,并且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我听得兴趣盎然。
    倒是坐在我身边的王兴林看起来有点不以为意的表情,中途我听见他和他的秘书笑着说,“全国市场化或者全国严厉监管,我们还赚什么钱?”
    我姐姐在一边也听得表情严肃,中途王兴林也和她说道,“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全部本地化解决根本不可能,我老婆的想法太理想化了,环保部又不是什么强势的部门,更不要说还是下面一个固废中心。”
    是的,高教授认为在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废物问题,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本市产生的废物能够在本市处理掉,退一步,本省的废物在本省解决掉,尽量不要大规模远距离地转移——但是即便是我也知道这不可能,看看地图就知道,像是魔都、帝都、妖都这些地方,怎么有可能建造大型的焚化厂、危废处理生产线这些项目?经济发达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很宝贵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丘陵地带、山区则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来掩埋废物和垃圾。
    自然地,高教授描绘出来了在一个失衡的监管体系下,某些地方越是加强监管,对整体造成的环境危害就越是大的可能景象。
    她的逻辑自洽,让在场听讲座的学生们都忧心忡忡,当然,在场的专业人士可能不以为然,所以在听众提问环节,都是一帮学生热血地想要寻求解决办法,专业人士都装聋作哑,至于高教授所提出来的许多发达国家的解决方案,在那些专业人士看来则被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只能在理论上实行。
    这样上午的讲座就基本上结束了,简单地吃过了活动方提供的盒饭午餐,又紧接着开始了下午的讲座。
    后面的讲座就是技术性的了,本省的几位教授着重讲了他们在水、气、渣等方面的处理技术上的发明和创造,向政府和企业界大抛媚眼,至于这些技术大规模推广和使用的成本、效果等问题,都还停留在字面上的比目前技术好百分之多少的阶段。
    此时高教授坐在我和她丈夫中间,像是看猴子一样带着高傲和嘲笑的表情盯着台上的教授们高谈阔论——当然,高傲和嘲笑也许是我的误解。
    “你上午说得太过了,没人喜欢听你这样讲。”王兴林还有些忍不住对自己的妻子说到,“你何必说得这么明白呢?”
    “我说得是很明白,就看他们听明白没有。”高教授回应道。
    “什么意思?”王兴林愣了一下。
    高教授转过头来,目光越过我看向了我姐姐,“罗娜,你听明白没有?你也是做这行的。”
    我姐姐有些懵,同时有几分心虚,“我不是太懂,”她说道,“不过,高老师,您是不是变相认为废物处理这一块的生意会利润非常高?”
    “前提是有关系。”高教授补充道,然后转过头来对王兴林说道,“你看看,她听明白了。”
    王兴林有几分无奈,“你是这个意思吗?”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高教授回答道,又斜着眼睛看着我,“罗克,你知不知道?”
    “风险大。”我舔了舔牙,抿着嘴说道,忍不住瞥了一眼我的姐姐,心想总算是把这个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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