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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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南唐之后，大宋统一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历史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回首过去二十多年，不管是赵匡胤还是柴荣，都在拼命地收拾各地割据政权，各地节度使（军阀），进行统一大业。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自秦国以来，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政权，为什么中央一出问题，很多地方不是想办法去维护，而是纷纷自立门户，占山为王，出现那么多的割据政权（我称之为“鸡头政权”）呢？
    东汉末年如此，五代十国如此，清末民国初年也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国人这么喜欢当皇帝，喜欢独霸一方，哪怕几个县城（比如五代十国福建的大殷国，只有五个县城，人称“五县天子”），也要当皇帝呢？
    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祖先的确占据了世界上最富饶、最优良的地理位置，大中原地带（我自己发明的），即今天的华中、华北、华东、华南以及巴蜀地区。
    在这一片区里，有着当时最好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这样的环境十分便于垦种，便于农业生产，这对于以农业为税收主要来源的王朝是十分关键的，后来随着各地矿产资源的发现，使得统治者发觉，中华这片大地当真是上苍对自己的眷顾，天朝地大物博（乾隆语），资源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统计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曾经说过这么一句治理名言：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对于这么一片富饶之地，那是任何一个大地主（藩镇、节度使）或是超级大地主（皇帝、国主）都梦寐以求、垂涎三尺的，一旦占有，如果不是性命丢掉，绝不放手的。
    第二，王朝的统治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句比儒家所谓的“仁义道德”，所谓的“君权神授”更为可怕的力量。因为它从思想上、制度上、理论上给人套上这么一个可怕的意识，即：你的土地是皇帝一个人的，你的财物是皇帝一个人的，你的人身也是皇帝一个人的，你的一切都是皇帝一个人的！
    在这种可怕的思想意识奴役之下，才会造就“九五之尊”、“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威性，绝对正确性，在这种绝对权威和绝对正确性之下，才会出现靠“仁义礼智”、“忠孝节义”这些脱离当时社会实际的玩意儿统治的结果。
    因为他从思想逻辑上告诉你，你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只要他想要，什么时候要，你就得给他，所以才会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强盗逻辑！虽然后来，帝王权力受到了一些有能力的大臣的制约，甚至玩弄。
    比如说秦朝的李斯，汉朝的霍光，北宋的寇准，南宋的极臣贾似道，明代的张居正等人，他们在朝时候的权力都曾经超越皇帝，但那只是能力上的超越、制约而已，从思想上，制度上，王朝的帝王依然是“九五之尊”、“君权神授”，拥有对所辖地域的绝对权力！
    这种权力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只受儒家所谓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道义上、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但我们都知道，在绝对权力之下和无限利益之中的道德约束纯属扯淡！
    也许有个把自制力比较好的，比较懂事的君王能够克制得住，这些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帝王来说，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儒家思想妄图用似是而非的“仁义道德”对“君权神授”的帝制皇权加以约束，其实质等同于现在很多大学或者社会学的自我管理理念一样，除了不懂人性最可怕的弱点——懒惰贪婪之外，就只剩下自欺欺人的愚蠢了！
    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年级辅导员最喜欢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不能老靠别人监督，要学会自我管理，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是最自欺欺人，最扯淡的想法和做法。很简答，这种所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哲学，根本不了解人性，人性懒惰、贪婪、侥幸的终极弱点！
    很多大学甚至借用所谓的“学生自我管理”掩盖自己不负责的借口，妄图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放纵那些经过严厉刷选出来的学生，所以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严进宽出”的失败试验品。
    言归正传，正是由于这种没有制度约束的自上而下的帝王皇权思想，导致了每一次王朝末期动乱的时候，都会蜂拥而起无数割据政权，自立门户，占山为王，毕竟一旦称王称帝，哪怕是“五县天子”，那五县里的土地是我的，五县的百姓财产是我的，五县的百姓人身是我的，五县里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
    第三，权利和义务的极端不对等，在中国古代王朝里，帝王皇权是没有节制的，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大的，在客观实际的可行性范围内（比如不能上天捞月），皇帝在其国土内，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杀人，抄家，强抢民女，玩各种各样的杀戮创新游戏（比如南汉刘氏一族），只要他愿意。
    然而与之相对的皇帝义务却要小得多，其中主要包括治国理政，休养生息，普惠于民等等。但实际上，以上很多事情都是皇帝手下大臣们来完成的，皇帝更多的是符号性代表，主要工作在于“宗教礼节”，以“仁义道德”自居，为臣下，甚至全国百姓做表率，以期通过自上而下的道德榜样作用，达到平衡国内各方面利益、权利等各方面的冲突，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千秋万代。
    但这种“仁义道德”上的表率又属于弱约束，即皇帝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你也没法，只能用“仁义道德”去规劝“仁义道德”，这就像贼喊捉贼，狗叫狗似的，收效甚微！甚至容易造成帝王的逆反心理。
    记得马克思《资本论》里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一件事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敢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一个极端不平等的权利义务的皇权，无疑是很多人穷尽一切，不惜自绝门户，不惜以数亿万臣民为代价而去夺取，在这种以无数人为代价夺取后的皇权，哪怕是一个小割据政权的皇权，也足以令夺得者野心膨胀，唯我独尊，然后以更绝更凌厉的手段让他这个皇权之下的臣民为他服务，为他买单。
    儒家思想最可笑的地方在于，妄图通过玄而又玄的“仁义道德”去取代利益在实际人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最狠绝的地方在于否定人的私心，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所以从汉代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我们看正史的时候，里面记载的东西，反反复复都是那些概念性的十分宏大的充满想象力的“仁义道德”，之前我们讲过，但凡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总是充满想象力的，但对实际工作和社会发展没什么实质性指导！
    第四，上山容易下山难，记得我出社会的时候，曾经听过很多人说潮汕人超级喜欢做老板，哪怕是一个小卖铺老板，他们也很乐意，就是不愿给人打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人，一旦曾经登上过那个位置，或者看到别人在那个位置上翻云覆雨，指点江山，逍遥快活，自己总免不了羡慕嫉妒恨的。现在市场竞争如此充分的情况下，权利和义务相对对等，人人都想当老板，更何况当时一本万利的皇权呢。
    所以一旦他们争取到了独立政权的合法地位的时候，你想用所谓的“君臣大义”，所谓的“大势所趋”、“大一统”这些玩意儿让他们乖乖放弃既得利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每当乱世，割据政权一旦独立，就很难归顺中央，一定要流血牺牲才行。
    第五点，君臣之间，我们都知道，按照儒家传统思想，王朝统治总是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极端粗糙但又十分稳定的方法演进的。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没有私有财产意识，只有中央利益（实际上不过皇室家族利益）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服从，毫无逻辑毫无道理毫无法制可言的压迫下，也是割据政权一旦独立出来，就绝不愿意再服从中央管辖的一个理由。
    毕竟在自己管辖之地，自己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一旦归属中央，那么自己的财产是皇帝的，自己的土地是皇帝的，甚至的家人自己的性命都是皇帝的，只要是会算账的人都知道，这他娘的不划算啊！所以很多割据政权总是带着一种，不到掉脑袋的最后关头，绝不轻易投降中央的心理。
    第六点，信用问题，这是帝制王朝最可怕的问题！帝制王朝建立两千多年以来，王朝的中央，皇帝以及皇帝核心利益集团皇族，王公大臣，以及普通官僚，他们就是破坏社会信用的始作俑者！
    首先是皇帝，皇帝啊，“九五之尊”，“君权神授”，天是老大，他是老二，他本就不受王朝法律的制约，所以他的很多行为决定就不免带有他本人的性子，俗话说就是办事看心情。
    虽说有“尧舜禹汤”的榜样，有“仁义道德”的节制，但我们之前讲过，这些都是自我觉醒的约束而已，没有强制性可言，妄图通过自我觉醒的约束以达制度上的平衡，那是扯淡的。因为这违反了人性懒惰和贪婪的弱点，而人的弱点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
    所以皇帝以自己的性格做事，而做事的所有宗旨都围绕“祖宗社稷”、“江山万代”、“长治久安”来进行，你就可想而知他们所有行为的核心和目的是什么了，即维护皇族的利益，皇上以这样的行为榜样启示官员，那么官员当然也以自己的利益为宗旨，对管辖百姓进行统治。
    只有核心皇族，王公大臣，将士百官层层将整个王朝的利益剥茧之后，剩下的残羹冷炙才属于他们千年不变的口号“民贵君轻”的黎民口中。
    在这整个过程中，以皇帝为核心的王朝统治者只要发现，有触动他们阶层利益的行为，不管合不合法，也不管合不合理，立马以非常手段将那些利益抢夺回来，而这种手段往往毫无信用可言。就是皇帝对大臣的赏罚，常常也是朝夕令改，很多完全凭借自己情绪来的。
    对于割据政权来说，投降后，投降一方的待遇问题，虽然刚开始很多强势政权为了迫使对方投降，各种五花八门的条件、好处都答应，但是一旦将对方投降臣服了，那就由不得你了！
    对于一个一元政治体制的王朝而言，他的思想也是一元的，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在我的王朝内，要么就是臣服于我的，要么就是反对我的，臣服我的就算了，反对我的，那就是大逆不道，该咔嚓的咔嚓，该流放的流放，该抄家的抄家。
    所以，为什么很多割据政权领导者宁死不降了。因为帝制王朝的政府，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至少是一个没有制度信用的政府！
    第七点，是最核心的一点，也是最可悲的一点（对百姓来说），即在各种毫无“私有财产”意识思想统治下的王朝的臣民，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用好听一点的话来说，就是黎民百姓，说实际一点的话来说，不过帝王皇权下的一群只懂或者只能吃喝的奴隶。
    因为在一个极度死板，极度封闭，极度没有弹性的政治制度之下，统治阶级要统治这么多臣民是很困难的，困难怎么办呢。那只有一种方法，压制，极度压制，即只要黎民能上税，服徭役，有饭吃，有衣穿，饿不死，冻不死，不做乱就行了。
    加上王朝统治思想是“长治久安”，而非“繁荣富强”，所以对于改善百姓生活，自然也无暇顾及，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即使到了清朝末年，维新派发起人之一的梁启超依然认为“民智未开”！再往前推上千年，王朝统治者对黎民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为什么从秦朝统一中央集权以来，一直到清末民国初年，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整个华夏百姓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
    然而对于这种制度，作为王朝的统治者是十分希望的，毕竟吃“四书五经”等圣经贤传长大的统治阶级，经过长达十多年甚至一辈子的寒窗苦读，长期坐卧使得整个人，除了思想意识呆滞，反应迟钝，趋于保守之外，连身心结构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恐惧改变，哪怕是趋于好的方向上的改变。
    那么在这种折磨人的成长经历之后，他们自然也不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希望革新，希望改变，希望富强了。
    在这种保守的身心、思想、意识的综合作用之下，官僚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们统治下的万千百姓，所以我们看古代历史，不管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出现问题，反反复复都是以古代为准绳，而不是以实际为变化为准。
    统治阶级不希望百姓有思想，懂社会，懂家国天下，谈发展，求富裕。他们只能被迫永远埋头田地，永远为一顿饭而劳碌一生，加上统治阶级的层层搜刮，也使得他们无力应付生存之外的其他事务。
    但他们的统治者则不同，在各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之下，虽然他们对王朝百姓的最低限度要求，死活倒是不惜的，就是不能让他们造反，最高施舍不过吃饱穿暖而已。而自己却可以拥有无限享受的权利。
    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一方面当权者可以无限享受百姓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一方面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则与之极不相匹配，这是任何一个当过官的人都不会错过的（除非他傻），更何况类似皇帝的割据政权的国主，藩镇大王？
    所以每逢乱世，为什么就会有那么多的人想占山为王，独立称帝，即便他是个农民，他也想这么干，因为他知道，那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单吃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买卖。一旦成功，那就天堂！
    即便失败了，也不过丢条命而已，在那种性命都握在官家人手里的年代，这种生意还是值得一搏的！
    所以也得到了我们本章的结论，为什么“鸡头皇权”在中国那么受欢迎，为什么中国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因为权力的不受节制，因为权利和义务的极端不平等，因为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毫无信用行为进行利益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