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腾飞讲历史

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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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甘地早年经历和思想的形成
    1869年,甘地出生于印度一个虔诚信奉仁爱、不杀生、素食、苦行、世代务商的印度教家庭。15岁时,甘地偷了哥哥手镯上一小块金子,良心受到谴责。由于不敢当面认错,他写了一封悔过信交给父亲。原以为会受到重罚,没想到病榻上的父亲读后泪流满面,竟原谅了他,甘地也感动得哭了。这是甘地人生中的第一堂“非暴力”课。他认为,父亲信任与慈爱的力量远远胜过责骂与棒打。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爱的眼泪洗涤了我的心灵,拭抹了我的罪污。只有亲自经历过这种爱的人,才能认识它的价值……”
    18岁时,甘地前往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有关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圣经》中关于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教训,给甘地以深刻的印象。
    毕业后回国不久,作为律师的甘地应邀前往南非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尝到种族歧视的滋味,于是他萌发了从事政治活动的念头,开始投身于争取印侨权益的斗争。他认为任何政治斗争都要以“仁爱”精神为主旨,从而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理论。甘地强调爱与真理的统一,即在坚持真理的同时,宁愿牺牲自己也不向敌人施加暴力。甘地运用“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行的政治斗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2.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15年,甘地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基地——用服从、非暴力、禁欲、民族观念教育青年。甘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一批忠实于非暴力不合作原则的骨干,以自己的耐心和善良制伏帝国主义,迫使英国赐予印度所期望的独立。
    甘地提出同英国政府不合作。不合作范围从政府就职、学校教育、法院、服役、选举到抵制英货。在甘地及国大党的领导下,不合作运动发展为全国性抗英运动。成千上万的学生从英国人办的学校中退学,商人罢市,焚烧洋布,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遍及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尽管甘地再三强调必须坚持非暴力,但暴力事件仍旧不断发生。甘地痛心疾首,绝食五天。国大党停止了非暴力运动。1924年,甘地被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
    在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同时,甘地为消除种姓制度、消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而斗争。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调解教派争端。1948年年初,79岁的甘地在德里做晚祷时,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击。中弹的瞬间,甘地还以手势表示宽容凶手,并为刺死他的人祝福。
    (二)凯末尔
    1.凯末尔早年经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881年,凯末尔出生。凯末尔的父亲曾弃官从商,做木材生意。凯末尔从小就酷爱军事活动。12岁时,他考入萨洛尼卡的一所军事学校。学生时代的凯末尔十分关心祖国命运,时常与进步军官一起讨论土耳其社会的弊病与拯救方法。他曾经说过:“为了拯救国家,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摧毁从政府机器到国民精神的一切,并树立新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末尔从民族利益出发,竭力反对土耳其匆忙参战。“一战”中,凯末尔开始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粉碎了协约国优势兵力的进攻,使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免遭不幸,人们送给他“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
    2.打败协约国赢得国家独立
    土耳其在“一战”中遭遇惨败,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面对领土被肢解的状态,土耳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凯末尔领导了土耳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捍卫民族主权的斗争。1920年4月,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当选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他亲临战场指挥,击败协约国支持的希腊武装入侵。同时,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为土耳其争取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新和平条约——《洛桑和约》。
    在1923年7月签订的《洛桑和约》中,土耳其的国家独立和基本主权得到承认。10月,大国民议会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首都设在安卡拉。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从此诞生。
    3.凯末尔的改革及其成就
    土耳其民族革命胜利之后,凯末尔选择了具有西方色彩的现代化道路。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其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王权和教权合二为一。素丹(又译“苏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凯末尔先后废除了这两个头衔,将土耳其的封建君权和神权政体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
    凯末尔实行宗教与国家政权相分离的重大改革举措,全国的教育机构隶属国家,制定了以西方国家法律为蓝本的刑法、商法等法律,废除种种陈规陋习。
    为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政府颁布了改革服饰和其他传统象征物的法令。凯末尔脱去军服,戴上大礼帽,穿上晚礼服,出现在国人中间。
    为方便人民学习和书写本民族语言,凯末尔着手文字改革,废止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拼写土耳其语。身为总统的凯末尔,还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学校、市镇大厅和乡村广场,教人民书写新文字。
    凯末尔将资金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一举成为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凯末尔在紧要关头,把土耳其那个“西亚病夫”从濒死状态中挽救过来,并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他“土耳其之父”(阿塔图克)的荣誉之姓。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因病去世,消息传出后,举国悲伤。《政府公报》中写道:“共和国失去了它的缔造者,土耳其民族失去了它的非凡领袖,人类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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