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古尔琴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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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千恩万谢地走出了地区招办。心里无限感慨，脑子一片空白。迟来的录取通知书毕竟来了，虽激动不起来，但心里还是很高兴。从这一刻起，我就是一名大学生了。为了这一刻，前前后后折腾我快一年，心都累了。别人的高考早已结束，我的高考还没画上句号。这个本值得庆贺的事，却被录取环节一波三折搞得心境全无。我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
    晚上回到家，家里人看到我拿回来的录取通知书甭提多高兴了。父亲说，师范好，进去是学生，出来是先生。他说老家我有个大伯，五十年代上师范，大伯家的奶奶舍不得，说是天天吃稀饭怎么行呀，会饿的。那个奶奶把师范当成稀饭了。我知道父亲是在逗乐呢。他现在可荣耀了，我是我们老江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从此以后就可以不吃稀饭吃商品粮了，就可以像老家那个大伯一样当国办教师了。父亲说明天给老家写封信，报个喜。
    第二天我到学校给孟非君和两位美女老师报告我被录取了的情况，他们也都很高兴，努力终究有了收获。孟非君叫我回家收拾东西办其他事吧，从今天起就可以不来学校上班了，等到办完手续去呼勒佳报到前再来学校和老师和学生告别。但我还是坚持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才离开学校。
    按照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的要求，我必须在这个周六之前赶到学校报到，下周一学校要举行入学典礼，召开新生入学大会。
    这两天我要抓紧时间跑大队跑公社跑县上，去公安局粮食局，办理户口粮食关系转移手续，这是农村人变为城里人公家人，拿工资吃皇粮最基本的身份凭证。这张凭证在人们中间硬生生的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这张身份凭证，有多少人苦苦追求一生却不得入门。
    在公社，我去看望了周爱兰，和周校长告别。周校长说她回呼勒佳时会去看我的，并叮嘱我好好学习，争取将来毕业了留在呼勒佳工作。
    周爱兰校长还提示我应该去隔壁妇联办公室看看谷秀芬主任。周爱兰说她才知道谷主任就是唐月琴的母亲，她们俩还聊过我和唐月琴的事，谷主任对我的看法可好了，但他们家老鬼火发疯似地反对女儿和我的事，女儿也没办法，只有听父亲的。
    两年没见谷姨了，老了很多，还不到四十岁，都有白头发了。见到我来看她，她很高兴。我说我要去呼勒佳上学了，来公社办些手续，过来看看谷姨，和谷姨道个别。谷姨说秋江就是懂事。她说她前两天已经听说我考上大学了，她还在心里替我高兴呢。“这以后就好了，有工作了，你父母这辈子没有白辛苦。”她话锋一转，“你看我们家现在搞的，日子都没法过了。去年月琴在家复习了好长时间，临到高考了，她爸不让她去县上考试，说是她要去私会男朋友。所以月琴最后连高考都没能参加。”
    我明白了高考那两天为什么没见着月琴了，原来她没去参加高考。我替她惋惜。
    谷姨接着说：“月琴高考前去过一趟县上，在县上住了一晚上，说是还见着你了，你们还一起吃了饭。那天你们吃完饭以后，天不太晚，月琴就急着往回赶，怕她爸在家着急。月琴回来时有个男同学送她，好像还是你们班的同学。结果一到家门口就被她爸看见了，这下不得了了，他气得转回头就到院子里拿了根棍子就要去打那男同学，那男同学还想跟他解释呢，月琴喊他快走，人家骑上车子就赶紧走了。这以后，她爸就哪儿也不让她去了。”
    原来是这样。去县上的路上，我还在想月琴，她现在怎么样？我又想那男生，谷姨说好像是我们班的，他是谁？
    县上，办完手续后，我去看望了胡南平组长、力提甫书记、徐佩利老师，和他们一一告别。他们都是一直关心我的人，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们都对我提出了好多有益的寄语和希望，我都一一记在心里。
    我还专门去了方青洁家，看望她的父母。她父母都很高兴，她母亲还拿出来一套深灰色“的卡”衣裤送给我，说是年前就做好了放到那儿，给我准备的上大学礼物，现在终于用上了。我说让叔叔阿姨费心了。
    父母亲这几天在家也特别忙活，给我准备了一套新铺盖，再不能发生上高中时那样连个褥子都没有的问题了。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些洗漱用具和日常用品，准备得都很齐全。
    家里来人也比较多，远一点的近一点的都过来看看。老夏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在曲鲁海汉族人中间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人们都来道道喜。父母亲在迎来送往的喜笑颜开中享受到了儿子给他们带来的光彩和荣耀。
    村里也有叫我吃饭为我送行的，因为时间实在安排不开，我都婉言谢绝了。但有两顿不得不吃的饭我还是吃了。一顿是赵珍珠家的队长领着队干部为我送行，他们说我原来是五小队的会计，现在是五小队的光荣，大家一定要表表心意，这顿饭一定要吃。一顿是孟非君领着两个美女老师为我送行，周爱兰校长也来参加，他们每个人还都给我送了一个笔记本留作纪念。吃完两顿送行滚蛋饭，我也就该走人滚蛋了。
    周六，这是呼勒佳师范留给我的最后报到期限。一大早我先去村里的学校和孟非君飞机场乌鲁木齐告别。孟非君把全校学生都集中起来把我送到村口，飞机场和乌鲁木齐说“记着回来看我们哟”！
    队干部和一些村民在村口等着为我送行。我父母也在送行的人群中。我在村口和大家告别。母亲抬起胳膊用衣服袖子抹了抹眼泪。
    赵珍珠家的队长和孟非君两个人送我到十多公里外的交通要道上等班车。孟非君说，这一送就是一辈子了，我们以后不可能再在一起喽。我说哪有那么悲观。孟非君说不是悲观，是乐观，人生总是往上走的，你很难再回到我们农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