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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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
    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
    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
    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
    “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
    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1]冉·阿让(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1]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
    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
    “你有死亡证明吗?”
    “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
    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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