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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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
    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
    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1]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1]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2]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2]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3]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3]。”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
    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
    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
    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
    “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1]Girl 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1]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
    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什么?”我靠近身体问。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么?”
    “很抱歉,I-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们又谈了一会,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已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
    “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
    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我说。
    “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
    “多久?”索拉博问。
    “我不知道,一阵吧。”
    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苹果。”
    “酸苹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
    “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
    “绝对是。”我说,“绝对是。”
    “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
    “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
    “英语难学吗?”
    “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
    “真的吗?”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么事?”
    “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
    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
    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
    “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
    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
    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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