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儒者的动向是怎样？特别是秦二世元年陈涉、吴广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爆发以后，儒者的动向又是怎样？这似乎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题目。就《史记》和《汉书》及其他资料去考察当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有这样的几种事实：
    一、一部分人还是在秦朝任官职；
    二、一部分人在埋头研究或著书；
    三、另外一大部分人参加了革命。
    任秦官职的人，李斯不用说便是绝好的代表。李斯是荀卿的弟子，当然是一位儒者，入秦之后曾为吕不韦门下的舍人，但到吕不韦失败，即一弃其所学，而以权谋术数，严刑峻法以媚秦。焚书坑儒之议就是他发动的。他要算是很会做官，然而结果为赵高所谗杀。
    李斯是这样，他门下还有不少的“宾客”，大约也有不少的儒者在里面。这些人和李斯一道遭了“收捕”。李斯既身被五刑而夷三族，他们的大多数总是难免于一死的，详细的情形书中别无记载。
    除了李斯及其宾客之外，论理也还有不少的儒者在做秦朝的官，可考者是还有些没有坑完的儒生与博士。此事见《叔孙通传》。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候补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偷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令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诸生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
    据这个故事看来，可见在秦焚书坑儒之后，还有不少的儒生在做博士或候补博士，秦代的坑儒并没有把儒坑完。同时秦代的焚书也并没有把书焚完。我们看李斯所上的焚书令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可见就是《诗》、《书》、百家语，所烧的只是民间私藏，而官家博士所掌管的是没有烧的。但《诗》、《书》、百家语结果是受了烧残。在这儿还有第二把火，便是楚霸王项羽的“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埋头研究或著书的人是怎样呢？
    在我看来，荀卿似乎就是一位最伟大的代表。
    荀卿是得见李斯为秦相的，《盐铁论·毁学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李斯为相当在始皇三十四年，已是兼并天下后的第九年。虽然有人认为荀子活不到这样迟，那是因为把荀子的生年太推早了的原故。荀子十五始游学于齐（据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被《史记》与刘向《叙录》误为了五十。《韩非子·难三篇》言：“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这位“孙卿”，疑字有误，应该不是荀子。把荀子的生年推后些，活到八九十岁尽可能及于秦代。在这儿《荀子》书中有一个内证：
    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示）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
    这是《荀子》最后一篇《尧问篇》的最后一节，原文还有一半光景，盛称荀卿为圣人，不亚于孔子。这不用说是荀子的门人所加的赞辞，但从这段文字看来就可以知道荀子是明明活到了秦皇统一天下以后，他曾以佯狂示愚，明哲保身。一般的研究家不知道怎的，却不甚注意这一段文字。在我想来，荀子晚年一定是相当窘的，他在《成相篇》里面也有好些牢骚不平的话，特别是下列二章值得注意：
    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
    春申君是用过荀子的人，这章的末句应该说的是春申君失败之后楚国不久也就亡了。
    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糟糠。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
    这应该指斥的是秦政，言秦以霸术得天下，并非王者之道，秦政是有充分的墨家色彩的。
    荀子善言《易》，今存《易传》应多出自荀子或其门人。这是一种烟幕，因为卜筮之书不在禁止之列。《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农家、方技、医术、蓍筮、杂占、神仙诸书，多假托神农、黄帝，应该也怕是秦火以后没有出路的一些儒者之所为，因为医药种树之书也是不在禁止之列的。那些书多已经亡了，无从知道它们的内容。但如现存的《黄帝内经》，把一些阴阳五行的玄理附会在医理里面，恐怕是有所为而作。不幸原意隐晦，竟束缚了中国的医学二千多年，一直到现在都还不能尽量摆脱。
    汉儒于六艺差不多都各有一套传授系统，如《诗》的浮丘伯、申公、穆生、白生，《书》的秦老博士伏生，《易》的田何，《礼》的高堂生，《春秋》的公羊子之徒，应该都是秦、楚之际的埋头研究者。浮丘伯是荀卿的弟子，他一直活到了吕后时代。
    《叔孙通传》上的鲁两生，也应该是这一派的人物。叔孙通参加了项梁的队伍之后，不久他又投到了汉高祖的麾下，帮助他把项羽打败了，得了天下，他便为他制朝仪。在这制作典礼的时候，除掉自己的学生百余人和高祖左右的“学者”之外，他还到山东去聘请了“鲁诸生三十余人”来参加。在去聘请时却有两位鲁生看不起他，拒绝受聘。
    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汝）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
    大抵鲁儒多好学，《儒林传》称：“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项羽本纪》亦载其事，言：“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在围城生活中都还在“讲诵，习礼乐”，平常也一定“弦歌之音不绝”，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这种情形应该是革命爆发之后才恢复的，因为秦令“偶语《诗》、《书》弃市”，谁还敢公开地讲诵而弦歌呢？
    另外还有大批人却是参加了革命，有的在事前就有秘密活动，有的在事发时便立即参加了。
    第一，我们应该举出孔甲。他名鲋，是孔子的八世孙。《孔子世家》上说：“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儒林传》说得更详细：“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司马迁把这件事情看得相当重要，但可惜他没有更详细的追求。看陈涉在起事的仓卒之间便设置了博士，可见得他并不是一位象楚霸王那样的有勇无谋的贵族暴徒，也不象汉高祖那样动辄谩骂儒者的流氓无赖，司马迁把他写得太少了。
    第二，我们应该举出张良。张良在初本是一位儒者，《本传》上说他“尝学礼淮阳”。但就在这“学礼”的时候，他“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看这情形，所谓仓海君，也应该是当时的一位儒者而兼带着在做秘密工作的人。到后来，陈涉一发动，张良也就响应了——“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
    第三，我们应该举出陈馀。“陈馀好儒术”（《本传》），又“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淮阴侯列传》）。他和张耳两人早就是为秦所注意的人物，曾悬出赏格求他们：“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他们只好改名换姓地到陈去做着“监门”过活。秦人购求他们，他们也若无其事地以门者的资格购求自己。但等“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馀上谒陈涉。……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从此陈馀也就成为了革命军的一个领袖。
    第四，我们应该举出郦食其。《本传》说他“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及陈涉、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问其将皆握（龌龊），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间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汝）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是一位儒者毫无问题，结果他见了刘邦也就被骂为“竖儒”——在《张良传》中还捱过第二次这样的骂。他却给他一个谴责，把刘邦屈服了。刘邦的初期战略和政略实在多赖他策画，及至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可以说是他的最辉煌的时期，然而结果是便宜了韩信的军事进攻，被齐王把他烹了。他假如不凶终，他在汉室的功臣地位，我想是决不亚于留侯张良的。
    第五，我们应该举出陆贾。“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他后来“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曾著书“二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是把他列在儒家的。
    第六，我们应该举出朱建。朱建也是楚人，是陆贾的朋友。他曾经辅助过黥布。“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后来“高祖赐号平原君”。《艺文志》有“《平原君》七篇”，也是列在儒家的。
    第七，我们应该举出楚元王刘交。他是刘邦的同父少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高祖既为沛公，……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汉六年……交为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这是根据《汉书·本传》，关于学《诗》及传《诗》诸点为《史记》所无，但此与古今文之争无涉，谅非伪托。真没有想到在见儒即大骂的刘邦之下，还有这样一位深于《诗》教的异母弟。然而他并不是天天死诵着“关关雎鸠”，而是跟着他的阿哥奔走革命，运筹帷幄的。
    第八，我们应该再提起叔孙通。叔孙通抛弃了秦博士官而跑去参加革命，开始是跟着项梁，其次是楚义帝，其次是项羽，其次才是刘邦。“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这位博士的性格很能圆通顺应，和郦食其不同，但他也不是纯粹的书呆子。他投降刘邦的时候有“弟子百余人”跟随着他，这一定是他参加革命之后所招收的。但这一百多弟子虽是跟着革命了，却都不过是一些分吃一碗革命饭的家伙。先生很识时务，在战争期间，他所推荐的人专门是那些“群盗壮士”。学生们骂为“大猾”，因此学生们都不平，以为得不到一碗饭吃。到后来，天下打平了，要定朝仪的时候，这些弟子们得到使用了，都做了官了，于是乎大家满高兴，又恭维叔孙通是“圣人”，“知当世之要务”。革命队伍里面的一些滥竽分子的丑态完全暴露了。
    以上是儒者在秦、楚之际的活动情形，虽然只是一个大略，但比别的学派也就够热闹了。
    别的学派的动向所可考见的很少，但如陈平是道家，《史记》说他“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汉书》也说他“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
    田叔是道家，《史记》说他“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汉书》还说他“喜任侠”，足见侠之中也有道家的人。后来人家举他起来做了张耳的儿子赵王张敖的郎中。张敖的部下赵午、贯高等谋杀汉高祖的计划泄漏，张敖被逮，汉廷有诏“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但“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髠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他这种态度也是够有侠气的。
    曹参也应该是道家，虽然是后来的事。当他在惠帝时做齐国的丞相，“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他承继萧何做汉丞相，也是这一套无为而治的办法。这些虽说都是后来的事，但一定是他本来的思想和生活态度有道家的倾向，故尔才走上了这样的步骤。
    张良是由儒而转入于道的人。自从他会过那位黄石公之后，读了《太公兵法》，他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艺文志》是列在道家里面的。后来他竟成为了神仙家。“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这要算是他聪明，自己取了消极自杀的手段，免得别人用积极的手段来杀他。
    象这些例子也足以证明道家者流对于秦汉之际的革命也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陈平、曹参、张良都是革命队伍中的领袖，而乐巨公、盖公、黄石公之流也应该是革命前夜的一些地下活动者。
    张苍是阴阳家。“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就这样他从逃亡的官吏，参加了革命，后来做到丞相。他是长于律历的，有“张苍十六篇”，《艺文志》列在阴阳家。
    劝淮阴侯韩信三分天下的蒯彻（通）是纵横家。“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汉书·蒯通传》）。他这书，《艺文志》是收在纵横家里面的，曰“《蒯子》五篇”。还有他的朋友安其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也怕是一位纵横家吧。项羽的军师，“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的，恐怕也是这一流人物。
    象这样阴阳家纵横家之徒我们也可以找得出参加革命队伍的人。
    然而有一个负号的现象值得注意的，便是在韩非子的时候都还是“显学”，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在革命队伍中却一个也找不出！或许有人会说，游侠就是墨，但游侠不是墨，我已经在《墨子的思想》一文中论述过了。
    《淮南子·氾论训》里面有下列的一段：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稾，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励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
    淮南王安著书时，距汉初仅六十年左右，当时故老多有存者，即淮南门下也应该还有目击或身预陈、吴革命事的老人。他这所说的大抵是事实，虽然关于儒者我们找到了好些反证，但关于墨者的反证却一件也无法获得。
    那些墨家显学，在那个革命时代究竟往哪儿去了呢？而且在那个革命运动之后，墨家也完全绝迹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儿我所能理解的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墨家参加了秦人的保卫战而遭了牺牲。墨家尊天明鬼，尚同非命，非乐非儒，为秦政所蹈袭，大有类于秦代的官学。荀子所叹息的“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可见得不是无的放矢。
    第二种可能性是墨家改了行，所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看见风头不好，摇身一变，便都“丰衣博带”起来了。
    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我在这儿“投井下石”，我是从理论与史实归纳出来的，两种可能性都能够同属于事实。特别是第二种，在上揭《淮南·氾论训》那一段话的下边，接着便这样说：
    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辂，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
    在汉初天下奠定的时候，墨已经成了儒的附庸，而“总”之“邹、鲁”了。这从儒家的立场上说来，是墨家的进化，从墨家的立场上说来，是墨家的堕落，而在我们现代非儒非墨的立场上说来，却是儒墨的总堕落。先秦墨家固然灭亡了，先秦儒家事实上也完全变了质。秦以前的所谓“儒”和秦以后的所谓“儒”，虽然在其本身也有传统上的关系，但那传统是完全混淆了的。所有先秦以前的诸子百家，差不多全部都汇合到秦以后的所谓儒家里面去了。打的虽然同是孔子的招牌，但有的是吃阴阳家的饭，有的是吃道家的饭，有的是吃法家的饭，近来也有人吃起名家的饭来了。墨家是不是真的消灭了呢？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历代的王朝不是都在尊天明鬼吗？不是都在尚同贵力吗？就是号称为儒家中兴的宋明理学，除掉在骨子里吃的道士饭、和尚饭之外，也充分地保存着墨家的衣钵；他们的宗教性很强，门户之见很深，而对于文艺都视如不共戴天的仇敌。例如朱夫子所说的“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岂不是墨子“非乐”理论的发展吗？宋以后能弹七弦琴的找不到几个人，筝瑟箜篌都丧失了。有几部大小说足以夸耀于全世界的，却定不准确它们的作者为谁。可怜呀，男子弄文艺固然不道德，女子弄文艺尤其近于伎女，竟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家庭教条与社会教条。吃人的礼教到底应该归谁来负责？所以从名义上说来，秦以后是儒存而墨亡，但从实质上说来，倒是墨存而儒亡的。到现在还有人在提倡复兴墨学，这和提倡复兴孔学的人真可以说是“鲁卫之政”。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