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

    
    一
    现在《韩非子》的第一篇《初见秦》，在《战国策·秦策》里面是收为张仪见秦惠文王时的说辞，足见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汉时已经就有两种说法。
    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说：“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也。后人误以范雎书厕于其书之间，乃有举韩之论。《通鉴》谓非欲覆宗国，则非也。”举韩之论见《初见秦》，程氏认为范雎书，虽然所引列的根据并不怎么坚实，但总不失为一种新说。
    从前的人读书大抵是笃信古书的，凡是黑字印在白纸上的东西似乎都可信，而且要愈古的也就愈见可信。准此，《初见秦篇》的作者在以前的看法大抵是分为两派，不是认为韩非所作，便是认为张仪所作，沙随程氏说是不大为人所注意的。
    “五四”以来，读书的方法更加科学化了，对于一种书或一篇作品，假使有可疑的地方，我们晓得用种种方法去考察，在书外求证，在书内求证，总要把它弄得一个水落石出。有时考证所得的结果确是很精确的，读书的方法确是比前人进步了。
    关于《初见秦》作者的这个问题，近年来比较有贡献的是容肇祖先生。他有一篇《韩非的著作考》（初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一集四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认为《初见秦》是“纵横或游说家言混入于《韩非子》书中者”。在这时他是倾向于张仪说的，以为“劝秦灭六国，当是张仪之言”，他也引到沙随程氏说而表示怀疑：“以张仪说为范雎书，不知何据？”但他是坚决地反对韩非说的。
    其后容氏又写了一篇《“韩非子初见秦篇”考》（初载同上《周刊》五集五十九、六十期合刊，后亦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对于这问题，作了更深一层的研讨。他详细地考察了“文章的内容”，约略把这文的时代考出了。因为文中多载秦昭王时事，足以证明绝对不是张仪所作。又据引文中下列一段史实而加以推论，也推翻了韩非作的说法。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国策》作“诈”）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筦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上党，代四（《国策》作“三”）十六县，上党七十（《国策》作“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
    这毫无疑问是指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四十八年昭王听范雎之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时候的事，故尔容氏说：
    从上引的《初见秦篇》一段看，明是秦昭王时事。中间屡称大王，所谓“大王以诏（‘诈’）破之”，“大王垂拱以须之”，可证确为秦昭王时人所说的。……称秦昭王作大王的，就是与昭王同时的人，断不会为始皇十三年入秦的韩非所说。
    这样又把韩非说从根本推翻了，确实是很犀利的一个揭发，比较起一向的人所说的韩非忠于韩，不应人秦即劝其“举韩”，或与《存韩篇》相矛盾的那样心理上的证据，自然是更加可靠的了。
    《初见秦》的时代既已约略考定，其中的话“确为秦昭王时人所说的”，那么是不是就如沙随程氏所说便是“范雎书”呢？沙随程氏提出了范雎来作为本篇的作者，他的根据为王应麟所引列的，可惜过于简略，但我相信，他大约也是见到了上引长平之役的一段，知道了是昭王范雎时事，故尔他才推定为范雎的吧。不然他这样的结论是无法得出的。但可惜程氏的注意还欠周密，他已经触到了时代的边缘，而对于作者却是规定错了。容氏说：“《初见秦篇》所谓‘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为和，是谋臣之拙也’的话，都是暗指范雎的，不应是范雎书”，这真真是一语破的，“沙随程氏的话”也的确是“不攻自破”了。
    作者既非范雎，但总得与范雎约略同时，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可以断定为谁的呢？容氏关于这一层是很谨慎的。他说：
    《初见秦》一篇的作者，既不是张仪，又不是韩非，又不是范雎，而是在昭王时，范雎稍后的一人。究竟何人，尚没有确实的证据。或者急卒一点的会说是蔡泽。但是蔡泽是由范雎进用的，似乎初见秦时不当即数范雎之短。总之这篇说辞，或是一位不大著名的人所作。日久失名，或附之张仪说，或附之韩非书，与“舜、禹，天下之美皆归焉，桀、纣，天下之恶皆归焉”的事情相类。
    这儿提出蔡泽说出来，虽然采取的是否认的态度，但却不失为一个新的启示。不过同在《古史辨》第四册里面，又收辑有一篇刘汝霖先生的《“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和容氏第二篇文章的见解大抵相同，而写得更为扼要。容、刘二氏在文字中彼此都没有提到，不知道是什么原故。刘文没有标出写作年月（就《古史辨》而言），也不知道是谁先谁后，或者是各不相谋地所谓“英雄所见大抵相同”的吧。但是刘氏是较倾向于蔡泽说的，在这一点上与容氏稍微不同。刘氏说：
    我看本篇历举秦人的失策，最后说到长平之战，一连五次称大王。可见上书时的秦王就是围大梁和长平之战时的秦王。我们知道这几次战争都发生在秦昭王时，可以知道这篇著作的时代必在秦昭王时。里面又说到前二五七年围邯郸的事，知道这篇必作于前二五七年以后。自这年到秦昭王之死，不过七年的工夫。这七年之中，东方说客到秦国而见于史书的，我们仅见到蔡泽一人，所以假定这篇是蔡泽或蔡泽之徒所作，有最高的可能性。
    这虽然也并不是肯定了就是蔡泽，但是是从正面提出了蔡泽说的，与容氏从反面来提出的态度不同。照情理上推测，或许是刘文在前而曾为容氏所见到的吧？假使是这样，那么打破了张仪说韩非说与范雎说，而提出了蔡泽说出来的功绩，便应该是写在刘氏项下的。
    二
    凭着容、刘二氏的开拓，我曾经对于这篇文章也过细地玩味过，觉得蔡泽说也依然不正确，而有另外一个更适当的人。
    先请说出我所得到的线索吧。
    《初见秦》这篇文章，骤看时好象泛泛地在反对一般的合纵，这是有点迂阔的。因为秦自惠王以来即采取连衡政策以破当时的合纵，而且在时间的经过中合纵的局势已经在渐就崩溃了。何劳你这位说客再来泛泛地反对合纵呢。照道理上讲来，他应该是专为某一次紧急的事态而进说。因此我们便应该注意他在开首一说到本题时便吐露出的这一句话：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战国策》作“收馀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战国策》无“强”字）为难。
    这是点破了当时的时势。这一句话应该是很重要的主眼。这儿对于关东六国，在字面上独没有举出赵国，统言“天下”，也太含糊，到底是谁在“连荆”，谁在“固齐”，谁在“收韩”，差不多成了一个无头公案。因此，以前的人把这一句话便很忽略地看过了。我说是很忽略，有什么证据呢？有的，你从对于“阴燕阳魏”的阴阳二字的解释上也就可以看出。对这两字的解释有两种：《国策》高诱注以为“阴小阳大”，而《韩非子》旧注则谓“燕北故曰阴，魏南故曰阳”。象这样如以大小南北为说，那么，楚在六国中为最大，而且最南，何以不说“天下阴燕阳荆，连魏固齐”呢？这不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而大家都没有十分注意的证据吗！我的看法是——在这儿所隐去的赵国其实就是“连荆固齐收韩”的主谋，它的地望正是“阴燕阳魏”的。再请看后文要收尾处的那几句话吧：
    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
    这儿便把赵国点出了。而且反过来又说：
    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
    无论反说正说，都是把“举赵”列在第一位的。这正足以证明在说者进说时这一次的合纵是以赵为盟首。赵国正在打算联合关东诸侯以与秦国为难。但关东诸侯也并不是全面参加，而是局部合纵的形势。何以见得呢？你看说者在言“举赵”之外，对韩则言“亡”，对荆、魏则言“臣”，而对燕、齐则言“亲”，便明白地透露出了这个消息。这便是说者在进说的当时，正有着这么一次的合纵运动，除以赵为主动之外，韩、魏、楚是响应赵国的。而燕、齐则采取的是中立态度，不用说是对于赵的好意中立。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象这样以赵为主动，以韩、魏、楚为同谋，而燕、齐中立的攻秦举动，在长平之役乃至邯郸解围以后，秦昭王逝世之前，在史册上是不是有可考见的呢？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发生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的五月！
    我们再请翻阅《史记·赵世家》吧。那儿在邯郸解围后的次年，也就是秦昭王五十一年，明明纪录着：“五月，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这在《六国表》，于魏书在安釐王二十一年，言：“韩、魏、楚救赵新中，秦兵罢。”于韩与楚，各书“救赵新中”。可见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正是赵主谋，而韩、魏、楚为同盟，而且是承继着邯郸解围的胜利余势而来的。信梁，据张守节的《正义》，是秦将王龁的号。在这一次，王龁又是打了败仗的。
    这件史实既有证据，那么《初见秦篇》的绝对年代便更可以推定了。据《秦本纪》，昭王五十年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足知邯郸解围在秦昭王五十年十二月。而本篇的作者即是在这时之后，并在王龁再败于新中之前进说的，可见《初见秦》的绝对年代便是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的头三四个月里面。
    就这样把本篇的绝对年代限定了，于是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断定：蔡泽说也不能成立。
    怎样说呢？请看《史记·蔡泽列传》吧。蔡泽本是燕人。曾经游历赵国，被逐。后入韩、魏，在路上又遭到抢劫，砂锅土罐都被人抢去了。继后“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考《范雎传》，郑安平降赵在秦昭王五十年，“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则在昭王五十二年。蔡泽既在“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之后入秦，可见他的入秦年代是在王稽伏诛之后，即不得早过昭王五十二年。这和《初见秦》的绝对年代不合，故尔作者为蔡泽或其徒之说便不能成立。
    三
    蔡泽或其徒之说既不能成立，本篇的作者是不是还有可以推想的余地呢？
    我认为是有。
    先且把我所想定的人说出来吧，那便是后来为秦庄襄王和秦王政的丞相的吕不韦。
    吕不韦初入秦的年代本有两说，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前。秦王政即位时年十三，逆数上去，当生于昭王四十八年的正月。不韦入秦为子楚（即后来的庄襄王）运动王位继承权的事是叙述在秦王政诞生之前的。那么吕不韦的初入秦便是在昭王四十八年以前了。
    据《战国策》则在秦昭王死后，孝文王在位的时代。按照情势上讲来，《战国策》是错了的。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而死，孝文王即位仅一年而又去世，如除掉服丧期（据《秦本纪》仅一年），则在位仅仅“三日”。在这样短促的期间而且又有丧事，吕不韦在这时才开始活动是有点不近情理的。
    吕不韦初人秦之年应该以《史记·本传》为正，但《本传》把这件事叙在秦王政出世之前，即吕不韦初人秦当在秦昭王四十八年之前，与《初见秦篇》作于昭王五十一年初头的考定不合。那么我怎么能说这《初见秦篇》的作者是吕不韦呢？要解答这个疑难是可以不费事的。《初见秦篇》的文字本身里面并没有“初见秦”的字样，题为“初见秦”只是纂辑《韩非子》的人任意安上的名目而已。当然文中也说“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这如标题为“初见秦王”是说得过去的，但并不能解释为作者的初次入秦。再者文中已自称“臣”，说出“为人臣不忠当死”的话，可见说者已经是秦的属吏，故所以又说“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完全是内秦而外中夏的口气，而且把秦已经称为“吾”了。这更足以证明作者决不会是初次入秦的说客了。
    那么我们更应该探讨，吕不韦在秦昭王五十年与五十一年之间，是不是有过入秦的事实呢？有的。《吕不韦列传》恰恰叙述着有这么一件事：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龁）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据此可以知道在邯郸围城的时候，子楚是丢下了自己的妻子，同着吕不韦逃走了。“脱亡赴秦军”究竟是在五十年的哪一月虽不得而知，但他们“遂以得归”，应该是在邯郸撤围，秦兵退却的时候，即是当年的十二月。再加上途中的时日，那么子楚与吕不韦的回秦便约略在五十一年的初头了。这与上面所考定的《初见秦篇》的绝对年代恰好相合。因此我敢于推定《初见秦篇》的作者应该就是吕不韦。
    说为吕不韦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没有呢？我感觉着丝毫也没有。
    第一，吕不韦早就在做子楚的“傅”的，他早就是秦的属吏，故尔他尽可以称臣而效忠，内秦而外六国，以秦国为自己的国家。
    第二，他在五十一年的入秦虽不是初次，但他的得见昭王可以是初次，甚至是一直没有机会得见到昭王。而在四十八年前初次入秦时，他仅仅是以珠宝商人的资格从事秘密活动的，那时是更没有资格得见昭王的了。
    第三，吕不韦是由邯郸的重围中脱出，由赵归秦的，赵的现状和军事活动在他当然明了，这和《初见秦篇》作者的条件也恰恰相应。作者由于熟悉赵国，而且秦、赵当时正纠缠不清，故尔一开口便是“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把主动者的赵竟至“心照不宣”了。
    第四，怎样“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文中虽然没有说及，但说到“战者万乘之存亡也”，又说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可见作者并不反战，而却主张戒慎，与《吕氏春秋》里面所表现的思想颇相符合。（参考《十批判书》中《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第五，战国时的政治主张本有三种作风，即是王道、霸道、强道。商鞅初见秦孝公的时候，先说以王道霸道，不合，后说以“强国之术”，始见信用（《史记·商君列传》）。《荀子》也说：“王夺之（其）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王制》）“强”是纯粹的侵略政策，用现代的情形来比附，有点象法西斯主义。《初见秦篇》屡言“王霸”，而隐隐反对“强”的主张，这种思想的色彩也和《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没有什么抵触。
    准上，我感觉着：
    一、《初见秦篇》的著作权实在是应该划归吕不韦，假使改收在《吕氏春秋》里面作为附录，倒是更合适的。
    二、题目不应该标为“初见秦”，应该改为“吕不韦说秦王”，或者还他个无题也可以。
    三、《战国策》是冠以“张仪说秦王曰”，这可见《战国策》一书有汉代纂录者的主观见解的窜入。
    四、误收入《韩非子》的原因，是因为吕不韦与韩非的时代衔接：《韩非子》第二篇的《存韩》，性质与《初见秦篇》相类，在秦博士官所职掌的官文书中大率是同归在一个档案里面的，后来纂录《韩非子》的人得到这项资料，没有细读内容，便糊里糊涂地弄成张冠李戴了。
    五、因此《韩非子》一书中的各篇的著作权都应该从新审定。其中必然还有性质相同而被误收的东西。例如《解老》与《喻老》便又是一个例证。这两篇的作风和见解都不同，而且所据的《老子》的底本也有文字上的出入——如《喻老》引“咎莫憯于欲得”，《解老》“得”字作“利”；《喻老》引“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解老》“辍”字作“绝”。象这样，两篇也同样不会是出于一个人之手。我的看法，《喻老》是韩非的东西，《解老》是佚名氏的，理由此处从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