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重如山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它仍要伸出半轮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蔫了的垸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垸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腰，而这时的烟囱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张英才坐在垸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名叫《小城里的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他很喜欢它。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他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共有六个人参加，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别人尽挑家电修理、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他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听说舅舅要来，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垸边去等。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近半个月，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每每到前面的岔路口便变了方向，走到邻垸去了。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张英才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一暗，野蚊子都出动起来，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叮得他肉一跳，一巴掌煽去将自己打得生疼。他爬起来，拿上书往家里踱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张英才将书一撂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塘里的水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说：“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垸里去了。”母亲一怔：“你莫瞎说。”张英才说：“以前我没作声。我看见他三次了。”母亲怔得更厉害了，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张英才说：“妈你慌什么，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母亲苦笑一声：“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早就上他家去了，免得让你天天在那里苦盼死等。”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隔壁垸的蓝二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母亲忙说：“你这伢儿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说着他操起扁担，挑着水桶出门去，在门口，脚下一绊险些摔倒，他骂了一声：“狗日的！”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张英才说：“谁我都敢骂，不信你等着听。”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声称：“等你父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父亲说：“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预选差三分，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今年倒差四分。”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一本《小城里的年轻人》，里面有篇叫《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棒极了！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写了一通后，他忽然觉得没话写了，想想后，又写道：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他忽然想想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明天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他勉强再吃了两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
    张英才醒来时，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也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疱疱，痒死个人。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推房门。他懒得去开门，他知道那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够推开。
    推几下，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你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两口就喝光了。张英才想提醒母亲，话到嘴边停住了。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舅舅。
    舅舅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嘴上还是道了谢。舅舅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界岭小学？”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多学校，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舅舅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舅舅愣了愣才回答：“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隔壁垸的蓝飞。”母亲见父亲脸上变色，忙抢着说：“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看谁来同情你。”舅舅不高兴了：“别有肉嫌肥，不干就说个话，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父亲一听软了：“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这是说说而已。”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一直没作声的张英才说：“收拾个屁！我不去代课。”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作声。舅舅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离张英才近点，边挪边说：“你没有城镇户口，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啦，再说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父，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
    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堂屋只剩下舅甥两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舅舅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知道，你是昨天来的，你先去了隔壁垸里。”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舅舅回过神来：“你这伢儿，尽瞎猜，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呆了整十年才解决户口和转正。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
    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舅舅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舅舅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狠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张英才戴了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舅舅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是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说完便进房里去，片刻夹着那本小说出来说：“舅舅，我们走吧！”母亲说：“还没吃早饭呢！”张英才说：“我今天走上工作岗位，该舅舅请我的客。”舅舅很爽快地点点头，让张英才的父母很是吃惊，几乎同时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么！”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垸里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儿比一样。张英才不听，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么？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张英才的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里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全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哑了。邓有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邓有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话。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说到教室去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同学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有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有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有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i，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凹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片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四来一趟，送些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了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有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有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有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哀。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凹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有梅一左一右背靠背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着。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着；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倍。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凹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一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有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有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有梅的老婆长得很墩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去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回，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有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呆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讨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有梅说：“你锻炼一阵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有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有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有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有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有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全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嚏喷，他怕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有梅拿上手电筒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