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步修行

    
    一
    “大道巍峨”这四个字，是我为道教胜地茅山题写的，镌刻在山壁上已经二十多年了。
    不久前在茅山举办的一次道教盛典上，我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道长们说，对于道家和道教，我一直有重大亏欠，那就是没有写过系统的著作和文章。
    巍峨，并非仅指一山。在道家的山峰中，最高的一座离得很远，已与天际相融，云雾飘渺。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大哲学家老子，边上还有一座高峰，是庄子。但是，在这两座高峰的另一边，却横亘着连绵的群峰，那就是道教系列了。由于道教把老子追认为教主，把他的《道德经》奉为主要经典，所以道教群峰也把老子当做主峰，连在一起了。
    这么多山峰，风景迥异，因此我们在仰望的时候，也要分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非常安静，任何人进去，都要把步子放轻。这条路线上有老子之峰和庄子之峰，沿途疏疏朗朗，偶尔有鲲鹏的翅膀从山头掠过，却也没有声音。低头看到一些溪流，一些蝴蝶，也都没有声音。这里的一切像混沌初开，天籁方醒，处处渗透出一种神圣的气氛。这条路线，就叫“老庄路线”。
    道教路线
    第二条路线，非常热闹，任何人进去，都会兴高采烈。一座座炼丹炉在熊熊燃烧，一个个似人似仙的方士在排算着阴阳五行。这儿有几场谶纬仪式正在同时进行，那儿有几位道家神医正要上山采药……这条路线上颇多大大小小的山头和驿站，有张道陵的、魏伯阳的、葛洪的、寇谦之的、陆修静的、陶弘景的、丘处机的……山头上还刻有石碑，标示着各个道教宗派，例如上清派、灵宝派、全真道、净明道、正一道……琳琅满目。这条路线，就叫“道教路线”。
    两条路线，两番风光，两种生态，加在一起，就合称为道家。本来老、庄在诸子百家中也叫道家，但我们现在这么叫，就把道教包括在里边了，可称为广义的道家。
    虽然有了一个共名，但路还要分头走。
    二
    老子
    先走“老庄路线”吧。
    老子比庄子大了两百多岁，那就长者为上，先把他请出来。我在本书《终极之惑》中曾提到过他，现在需要专门说一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他。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当年孔子走很远的路去向老子请教，老子不太客气，居高临下地教训了孔子一通。孔子出来后对学生说：“我知道鸟会飞，鱼会游，兽会走，却不知道风云中的龙到底是什么。今天见到的老子，就是这样的龙。”
    老子确实不易理解。他只留下了五千多字的《道德经》，但后世研究他的著作却浩如烟海。我只能用最简略的语言，说说自己最上心的几个字。
    第一个字：道。
    老子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道德经》所迸出来的第一个字，“道”。
    他就像古代极少数伟大的哲人，摆脱对社会现象的具体分析，而是抬起头来，寻找天地的母亲、万物的起始、宇宙的核心。他找到了，那就是“道”。
    他所说的道，先于天地，浑然天成，寂寥独立，周行不怠，创造一切。用现代哲学概念来说，那就是宇宙本源。
    道的出现，石破天惊。以前也有人用这个字，但都无涉宇宙本源。老子一用，世间有关天地宇宙的神话传说、巫觋咒祈、甲骨占卜，都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原来天地宇宙有一个统一的主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无可逃遁。道，一种至高思维出现了，华夏民族也由此走向精神成熟。
    从道出发，中国智者开始了“非拟人化”、“非神祗化”的抽象思考，而这种抽象思考又是终极思考。这一来，也就跨越了很多民族都很难跨越的思维门槛。在其后的中国思想史上，只要出现了为天地万物揭秘的大思维，就都与老子有关。因此也就可以说，一个道字，开辟了东方精神大道。
    老子认为，人生之道就是德。但是，这德不是教化的目标，而是万物的自然属性，也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德是一种天然的秩序，人的品德也由此而来。因此人生之德，不是来自学习，而是来自回归，回归到天真未凿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德与道同体合一。因此，他的著作叫《道德经》。
    第二个字：无。
    在老子的哲学中，“无”是一个重要杠杆。他知道，要说明“无”，首先要处理这个字与它的对立面“有”的关系。
    我们记得，从魏晋名士到佛教宗派，都在“无”、“有”之间作过不少论述。原来在中国，论述的起点是老子。而对佛教来说，那是在至高思维等级上的不谋而合。
    在这个问题上，老子早早地发表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天下万物生于“有”，而“有”却生于“无”。既然这样，那么，能够派生出天下万物的道，本性也是“无”。
    无，因为无边无涯，无框无架，所以其大无边。由此，道也就是大。合于我们所说的大道。
    在老子看来，世上一切器用，似乎依靠“有”，其实恰恰相反。一个陶罐是空的，才能装物；一间房子是空的，才能住人。一切因“无”而活动，因“无”而滋生，因“无”而创造，因“无”而万有。
    天空因“无”而云淡风轻，大地因“无”而寒暑交替，肩上因“无”而自由舒畅，脚下因“无”而纵横千里，胸间因“无”而包罗宇宙，此心因“无”而不朽永恒。
    既然以“无”为道，那么老子就要论述更为著名的“无为”和“无为而治”了。
    老子认为，天下混乱，是因为人们想法太多，期盼太多，作为太多，奋斗太多，纷争太多。那些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很可能加剧了混乱。世间难道要拥塞那么多智能、法令吗？要宣传那么多仁义、孝慈吗？要开发那么多武器、车船吗？
    对此，老子都摇头。他相信，这一些“好东西”，都是为了克服混乱而产生的，但事实上，它们不仅克服不了已有的混乱，而且还会诱导出新的混乱。
    他主张，一个人过日子，应该自然而然，少私寡欲，无忧无虑；一旦当政，对于国家人民，应该“无为而治”，不要有惊人的计划，不要有过度的设计，不要有频繁的折腾，不要有太多的手脚。民众的自然生息，由天地安排，比什么都好。
    一个当政者，是“顺其自然”，还是“大有作为”？老子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所谓“大有作为”，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破坏和伤害。而要改变这种破坏和伤害，又必然要采取另一番新的破坏和伤害。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
    这就是“无为而治”。
    对于成天忙着种种“作为”的人来说，“无为而治”似乎过于消极。但对老子来说，他们的“积极”才是祸害。
    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大汉大唐为什么如此伟大？因为在立朝之初，几代君主都服膺“黄老”，其实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那就有效地推进了社会生态，自然地恢复了城乡体制。
    老子的思想中，“绝学”、“弃智”的观点常常招来非议。很多研究者从字面来推断，认为他拒绝教化、放弃智能，以便让民众过一种乐呵呵、傻乎乎的日子，达到“低智化的幸福”。如果真是这样，老子也不必留下这么一部《道德经》来启世、教民了。他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一个国家级的图书馆馆长、博物馆馆长、档案馆馆长、文史馆馆长。有着这样的身份，当然不可能对教学和知识抱一种全然否定的态度。他来不及写长文来论述这些问题，只能用最简短的语言作出断语，以便惊醒世人。
    他只是告诉我们，与天地所赐的自然生态相比，过于人为的教学和智慧，都不重要。他还发出警告：“慧智出，有大伪。”
    第三个字：反。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那意思是，要让“道”动起来，让“无”活起来，就要反着来。
    你不想反也不行，当“道”衍伸到远处，一定不是直线，而必然是反线，因此他又说：“远曰反。”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向着相反方向发展。即使不看发展，它们的组合结构也必然是“相反相成”。
    《道德经》用一连串的词句来揭示这种相反相成的结构，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例如，“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也就是说，看着缺了什么，其实是最大的圆满；看着有点弯曲，却是最直的坦途；看着有点笨拙，却是最巧的手段；看着不善言辞，却是最佳的雄辩……
    不仅如此，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看似低调，却是朗朗大道；看似滞缓，却是最快的步伐；看似坎坷，却是最短的路程；看似世俗，却是最高的道德；看似受辱，却是最好的自白；看似不足，却是最广的顾及；看似惰怠，却是最后的刚健……
    这种相反相成的视角，与《易经》高度契合，是中国智慧的重要根基。
    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相反相成，使老子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不争”。一切对立面都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你争，不是多此一举吗？
    委屈了，要通过争逐来保全名誉吗？不，老子说，只有委屈了，才能保全名誉。“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自身就是对立面，那与谁去争？结论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很多人把“不争”当做一种避锋的策略，似乎只是因为现在暂时争不过，就韬光养晦，积蓄实力，等待着可以“争”的时日。老子的意见正相反，不是等强，而是守弱。守住今日的脚下，即使脚下的情况让别人轻视，也要安心守住，不多思虑。谁都知道什么是雄健，我却要守住阴柔；谁都知道什么是光亮，我却要守住幽黯；谁都知道什么是荣耀，我却要守住卑辱。按照老子的说法，叫做：“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自，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但是，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因为外界已经有很多斗争在不断刺激。由此，老子提出了要求：堵塞一切热闹通路，关闭一切骚扰门道，磨去一切逼人锋芒，化解一切内外纷争，把自己溶化于自然之光、万物之常。他把这种境界，叫做“玄同”。这两个字，我的解释是：神奇的融合、高妙的大同。
    我很想把老子说这段话的原文再抄一遍：“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处于“玄同”状态的人，也就是得道的圣人。
    也许人们会奇怪，这样的“玄同”圣人，把路也塞了，把门也关了，怎么能够领略外界，把自己溶化在“光”和“尘”里呢？对此，老子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他又反着来了。
    不门，不窗，不行，不为，反而能知天下，这相对于我们平常熟知的那种实见、实闻、实至、实尝的思维，是一种颠倒。但他是对的，因为他说了，排除了种种干扰，才能“见天道”。见了天道，什么大事都明白了。
    如果一切认识都来自于实见、实闻、实至、实尝，人们何以悟得天地宇宙、万事万物？凭着亲身感觉所获得的，最多是一些暂时的、片段的、实用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大多极不可靠。大家记得，佛教也反复地讲述过这方面的道理。
    其实，从历史的目光看，老子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雄辩的典型。他离世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身后的漫长岁月不可能亲身感觉、实际到达，但为什么却让代代智者都充分信服呢？他没有到达汉代却能看透汉代，没有到达唐代却能看透唐代。这正证明，他悟得了天道，因此遍知天下。
    他对于后世的思考，是虚拟，是静思。由此可知虚、静的伟力。除了虚静，他不会强行去折腾什么事端，永远保持着一种彻底柔弱的态势。从长远看，这种柔弱，胜于强硬。
    三
    老子这种“由反得正”的思辨魔力，常常使人产生误会，认为他是一个老练滑头、充满心机、深谙谋术的潜影者。我看到很多颇有学问的研究者，也有这种共识。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贬低了老子。
    老子在本性上，拒绝任何“心机”和“谋术”，是一个追求最高道德的“上善”之人。在此，我要再一次抄录大家都能背诵的一段老子名句：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我把它译成当代语文，是这样的：“最高的善良就像水。水善于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争相，反而流向众人所厌烦的低处。这就很接近道了。”
    请看，这里哪有什么“心机”和“谋术”啊。他用水的比喻，把“道”说明白了。
    老子认为：不争，不是“离万物”，而是要“利万物”。
    这个观念，就与寻常的避世心理、隐士生态划出了明显的界线。“不惹事”是容易做到的，但要既“不惹事”又“利万物”，就很不容易了。
    在这里，老子又“反”着提出了一个更严格的标准：“处众人之所恶”，也就是安静地生活在众人所厌烦的低处。
    众人为什么厌烦低处？因为大家都在攀高求胜，都在“力争上游”。一心向着高处，成了广大民众共通的生活规则。
    当大家一味地求高、比高、争高的时候，安处低位就会被看成一种不成功、不奋斗、不争气的表现。老子一下子推翻了这个价值基座，认为只有安处低位，才能滋润万物，从根部滋润，从泥土中滋润。滋润了，仍然处于低处。
    我回忆，在自己一生所接受的无数教言中，影响最大的，正是老子提出的水的哲学。一想起，许多困惑就迎刃而解。经常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能无视高位诱惑，无视外来挑衅，不问世间流行，不断默默写作？我总是淡淡一笑，心中泛动着水，老子的水。
    学生说，他们读到不少有关老子的书，都会讲到水的比喻，但总是立即转到“水滴石穿”的话题，申述“以柔克刚”的哲理，仍然归结到了一种制胜的谋术。
    我说，确有很多书都这么讲，但都讲歪了。即使真的产生了“水滴石穿”的特殊效果，水也从来没有把石头当做斗争的对象。穿石，不是预设的计划，而是自然的安排。
    自然的安排，就是道。
    纷争的天下，信赖谋术的人太多了。他们总以为，不争是谋术，处低是谋术，利天下也是谋术。这种惯性思维，实在与老子南辕北辙。他们，把老子的大善变成了大伪，把老子的大道变成了邪道。
    因此，恢复老子的本义，是一种学术责任，更是一种道义责任。尤其对我这样曾经深受老子熔铸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生命责任。
    四
    讲了老子，庄子也许可以讲得稍稍简略一点了。好在我在《北大授课》《庄子译写》等书籍中已经有不小的篇幅论庄子、抄庄子、译庄子，读者不难找到。
    当然，那些篇幅主要是讲他的文学成就，本书则着重讲他的人生态度，与修行有关。
    庄子
    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但是，他对老子把“道”的本质概括为“无”，又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追溯的做法并不赞同。他认为，老子所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而“有”又生于“无”的推演，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继续往上推，在“有”、“无”之前又是什么？
    庄子认为，不必纠缠在“有”、“无”之中了，应该坚持的，还是那个“道”。庄子所说的“道”，来自老子却又比老子主动，是指一种“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力量，也就是一种终极性的创造力。
    为了说明这种终极性的创造力，庄子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物物者非物”。五个字中有三个“物”字，让现代读者一看就迷乱。我如果勉强用现代哲学语言浅释一下，那意思就是：让物成为物的那种力量，本身并不是物。
    在这里，“物物者”这三字中，第一个“物”是动词，第二个“物”是名词，加在一起是指“让物成物者”，也即“造物者”。造物者不是物，那是什么？庄子说，那就是“道”。
    “道”不是物，“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但它却创造了一切。
    庄子要人们站在创造者的立场来观察被创造者，而不要落到被创造者的立场来互相观看。照他在《秋水》篇中的说法，应该以道观物，而不能以物观物。
    他说，如果以道观物，物与物之间没有贵贱；反之，如果以物观物，那就一定“自贵而相贱”。他认为，世间矛盾如此之多，就是因为太少“以道观之”，太多“以物观之”。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论断：我们如果站在道的立场，那就会天下一体，和谐相处；如果站在物的立场，那就会尔虞我诈，连自己也成了物的俘虏。
    那么，这种终极性的创造力应该到哪里寻找？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原来，道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凭着它，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
    这样一来，我们的自由也就无墙可隔、无远弗届、无与伦比了。这种自由的依据，就是以万物创造者的身份对物的摆脱，即“物物者非物”。记住，你是“物物者”，而不是物。
    五
    庄子所说的“物”，并不仅仅是指我们习惯所说的“物质”、“物资”、“物欲”，而且还包括各种规章体制、界线分割、定性定位。在庄子看来，这一切都只是“被创造者”，而不是“创造者”，都只是“以物观物”的结果，因此都不可信任。如果以道观之，这一切就成了镜花水月，似影似幻，似是而非，飘忽无常。
    对此，他用寓言举了很多例子，用比喻说了很多悖论。
    以道观物，草茎之细与屋柱之粗没有什么区别，美丑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秋毫之末可以很大，泰山之体可以很小；夭折者的生命不算很短，高寿者的生命不算很长。
    庄子还以一个寓言来表达自己的困惑：自己做梦变成了一只蝴蝶，但也有可能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那么，自己究竟是“梦了蝴蝶”，还是“蝴蝶之梦”？
    庄子觉得，这一串串古怪的问题，不必追问下去了，因为问题无限，而生命有限，永远也弄不明白。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既然找不到明确答案，他采取两者共存并行的方法，简称为“两行”。根据“两行”，连一切是是非非也都要协调中和，构成一种自然均衡的状态，即“天钧”。他说：“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齐物论》）
    处处“两行”，各得其所，一切对立和分野都可以化解。
    我读到很多现代的专业论著，总在批判庄子的主观唯心、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等等。其实，这些批判者太骄傲了。你们能用自以为是的种种结论来解释宇宙间的时空引力场吗？你们能领会庄子和爱因斯坦之间遥远的呼应关系吗？你们能从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的转移中看到庄子的面影吗？你们面对浩瀚太空所隐藏的无数未知，能够宣称已经超越了庄子的疑问吗？
    读到这些同代人的著作，常使我深深羞愧。在那么遥远的古代，已经有庄子这样的人在思考未知领域了，已经有屈原这样的人在发出大量天问了，而今天，却有那么多玩弄教条的文人对着他们巨大的背影指手划脚。
    六
    论及人生状态，庄子提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逍遥游”。这又是他的一个名篇的题目，我曾一再用行书和草书抄录全文，刊之于书籍，张之于展厅，付之于镌刻，可见喜爱之深。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逍遥游是指“逍遥于天地而心意自得”。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指出了“无待”、“无己”这两个门径。
    先说“无待”。这个“待”字的意思是“期待”和“依凭”，而天下的一切期待和依凭其实都是限制。人们为了争取自由，常常要求摆脱限制，却不知道所有的限制都来自于你们所期待、所依赖、所凭借的一切。
    庄子用寓言的笔调写道，大鹏飞行要靠大风，传说中的列子也能乘风飞行半个月，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但是，既然要靠风、乘风、期待风，那也就会受到风的束缚。没有风就飞不了，风转向也只得转向，风减速也只得减速，风停歇也只得停歇。除了风之外，飞翔还要依靠很多别的条件，例如，地域、时节等等。因此，人们期待自由飞翔，其实是在期待飞翔的条件。但是，只要有“待”于条件，也必然被“控”于条件，因此，那不是真正自由的飞翔。
    庄子要人们在心中拥有一副不必期待大风才能飞翔的翅膀。
    这就是“无待”。
    再说“无己”。意思是，不仅不要期待外界，也不要期待自己。自己的思虑，自己的意念，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嗜好，都不要成为人生的框框套套。很多人认为，不依仗外界就应该依仗自己，但庄子认为，依仗自己其实也是依仗一套人生标准，而这种人生标准就是自由的桎梏。
    庄子认为，只有“无己”，才能成为他所向往的“真人”。那么，“真人”是什么形态的呢？他在《大宗师》一文中作了酣畅的描述。有点长，但我还是要选抄其中三段：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我把它翻译成了当代语句——
    什么是真人？古代的真人，不欺弱，不自雄，不计谋。这样的人，失了不懊悔，成了不自得；这样的人，登高不战栗，入水不沉溺，入火不觉热。只有见识合于道的人，才能这样。
    古代的真人，睡觉无梦，醒来无忧，饮食不求香甜，呼吸又深又透。真人的呼吸能贯通足跟，而常人的呼吸却只在喉咙。一个人如果屈服于他人，言语就会受阻，那么，如果屈服于嗜欲，天然的根器也就浅了。
    古代的真人，不贪恋生，不厌恶死。对于出生，并不欣喜；对于死亡，也不拒绝。自由自在地去，就像自由自在地来。不忘记起点，不追求终点。事情来了就欣然接受，如果忘了就复归自然。这就是说，不用人心去损害大道，不用人力去加助天然，才称之为真人。
    请看，所谓真人就由一连串的“不”组成：不逆、不雄、不谋、不惧、不伤、不梦、不忧、不嗜、不悦、不恶、不欣、不拒、不损、不助……加在一起，就是一切都合乎天然之道，不要由自己去加添什么、拒绝什么、追求什么，这就是“无己”。
    这是一个极为美好的形态，但要达到却不容易，庄子主张用“坐忘”之法。
    所谓“坐忘”，庄子借颜回的名义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意思是：遗忘肢体，抛弃聪明，离开形象，忘掉智慧，与大道合一，就叫“坐忘”。
    总之，只有通过修行把自己的这一切都看空了，那才能与大道相融。因此，庄子的思路是，由“坐忘”而“无己”，由“无己”而“无待”，终归于道。
    “逍遥游”的理念，后来也成了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成了中国美学的至高坐标。
    ——本想把庄子讲得简略一点，但由于自身所好，还是讲得不少。这样，我们也就大致领略了“老庄”，可以移步到山那边的热闹所在，讲讲道教了。
    七
    热闹的道教，把安静的老子作为自己的“教主”。
    这事说起来常常带有一点嬉谑的口气。但是，我却要为此做出辩解。
    在我看来，初创的道教并非随意地，而是认真地找到了一个足以信托的重大思想资源。道教郑重地从老子那里接过了“道”的核心观念，以及“自然”、“无为”、“虚无”、“归一”等等基本命题，建立了庞大的道教理论。
    其中，老子在《道德经》里的不少论述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守静笃，致虚静”、“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玄之又玄”等等，又经常被道教学者引申运用，变成道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里就出现了“双向赋予”，除了老子惠及道教之外，道教也给了老子一个漫长的宗教仪式。
    有趣的是庄子。道教并没有把他奉为“副教主”，但从他那里汲取的思想，并不比从老子那里汲取的少。尤其是庄子认为得道可以创造奇迹的说法，几乎成了道教得道成仙的思想依据。
    除了说法，还有形象。我前面引述过庄子在《大宗师》里所说的那种“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的“真人”形象，为道教得道成仙的理想提供了典型。不仅如此，庄子还在《逍遥游》里描述过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形象，更是广被人知，成了道教“成仙”的范本。
    无论是“得道成仙”还是“养生成仙”，都会让现代人产生“迷信”的疑惑。但是，道教把老子和庄子请出了场，情况改变了，人们不得不以严肃的文化态度高看几眼。
    如前所述，老子和庄子提出了一系列终极性和抽象思考而震撼历史，但在具体说述时却仍然喜欢呼求形象，把自己的思考定驻在一个个理想状态的人格模式上。因此，他们的学说中也出现了似人非人、似神非神、似仙非仙的象征性造型，这也使他们具备了被道教追奉的条件。
    与其他地方的哲学家不同，中国学者在描述这一个个形象之后，又会现身说法，亲自修炼。他们论述君子就让自己先作君子，他们论述大丈夫就让自己先作大丈夫，他们论述侠义就让自己先作侠者。
    老子和庄子也不例外，完全过着一种清静无为、悠游天地的日子。就在这种过程中，他们体验着修行的可能，验证着修行的途径。例如老子就在“守静笃”的宗旨下，认真地养静、养神、养气，感悟“谷神”、“玄牝”即生命之源，达到魂魄抱一、恍惚清冥的状态，收到返老还童的效果。
    庄子在这方面更是用心，他提出过“心斋”的养生门径，在《养生主》中又以颇为专业的口气论述以督脉为经可以保身的经验，在《大宗师》里又分析了年长者容貌年轻的原因。
    总之，他们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行的斋房”。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本身已经近圣、近仙、近神。道教把他们当做偶像，并不完全是强加。
    当然，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也频频与世俗的原始宗教产生了碰撞和融合，那就是自古以来流行于民间的鬼神信仰、巫觋崇拜，以及后来兴起的神仙方术和谶纬之学。这一些东西，确实包含着不少荒诞不经的成分，一直被近代学人所鄙夷，我早年也不愿触碰。但是，自从三十年前投身对傩文化的深入考察才明白，我们不应该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投以鄙夷。
    八
    很多被道教关注的神秘现象，不仅是过往时空的产物。直到今天和今后，还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人们对日月星辰、山岳河海进行祭祀和崇拜，并非出于知识的浅陋，而是出于渺小的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来自宏大的情怀。古人的宏大情怀，在于承认天地宇宙对人类的神奇控制力和对应力，同时又承认人类对这种控制力和对应力的不可知悉、难于判断，因此只能祈求和祭祀。他们把鬼神、巫觋、方士当做自己与天地宇宙之间的沟通者、传达者、谈判者，就像我们现在发出的与外星人沟通的卫星和电波。
    当代科学家霍金，一边努力探察太空，一边又说人类尽量不要去骚扰外星人。这种若即若离的心理，道教也有。道教求神拜仙，问天问地，并不希望骚扰神仙和天地，或对它们施加什么力量，而只是企盼在它们的佑护下，步步接近天道，并把自己的身心打理得更健康一点。最好，自己也能通过有效修行，成为仙人的一员。
    道教后来渐渐融合儒学和佛学的精神，使自己的体格扩大，也曾参与社会治理。但是不管怎么变易，它的核心优势，仍然是养心、养气、养身，而且以养身为归结。这也是它与儒家、佛家不同的地方。
    在养身的问题上，道教虽然有很多规章仪式、气功程序，但主要还是信赖自然所赐的物质，来行医，来炼丹。相信大自然已经布施了各种生机，我们只要寻找、采撷、熔炼。
    道教的行医专家，几乎囊括了中华医学史上的绝大多数高位，为这个人种的健康贡献巨大；道教的炼丹专家，虽然失误颇多，却也取得了一系列让人惊叹的化学成果，造福后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有余暇仰察天文，俯瞰地理，卜算阴阳，细看风水，让人们在宇宙天地的大包围中，获得一片片不大的庇荫。
    道教人士非常忙碌，但通观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便能发现，他们在自然大道面前显得既本分，又天真。而且，是人类根本意义上的本分和天真。
    九
    道教也有不本分、不天真的时候。例如，经常与统治者关系过于密切，连“追奉教主”老子也屡屡被当朝皇帝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这实在会让清静无为的老子无法承受。这个“老子”一再担任皇帝背后的皇帝，可以想象当时道士的数量、宫观的规模、神仙的名单会多么庞大。历史上有不少皇帝因尊奉道教而走火入魔，成日炼丹，耽误国事，结果也都未能保住长寿。这一些，都严重贬损了道教的历史地位，玷污了一个重大宗教的文化形象。
    其实，所有的大宗教、大学派、大思维，都有可能被统治者利用。被利用，自有被利用的自身毛病，不必全然宽宥；但是，在删去这些令人遗感的成分之后，它的本体是否还能保持住几项基本的正面功能？
    这就是我为道教辩护的思路。
    有点像面对一座千年古闸，看它一会儿蔓草遮掩，一会儿锣鼓喧天，大家就都记得那些蔓草和锣鼓了，抱怨连连。但最要紧的是，搁置蔓草，搁置锣鼓，看看这千年古闸是否一直在蓄水、放水、灌溉？如果这几个基本功能至今没有废弃，那就应该为它辩护，恢复它应有的尊严。
    我发现，道教在抖掉了一身的宫内之气、邪惑之气、锣钹之气之后，还保持着几项硬朗的基本功能，一直没有废弃。而且，越到现在，越有光彩。
    我的辩护，因此也有了基座。
    第一项功能：清心戒杀。
    清心戒杀
    我一提，大家就会联想到公元十三世纪前期的大道士丘处机。
    没有一个宗教家有这样的荣幸，居然与一位征服世界的强人长时间晤谈，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让他局部地改变了战争意志。于是，这位宗教家和这位强人一起进入了世界历史的关键篇章。
    由于这件事很能概括道教的魅力，我想稍稍多说几句。
    成吉思汗已经满足了一切欲望，只想如何长生了。他打听到，只有道教是专门研究长生的，便派人找到了当时道教中最著名的全真道大师丘处机。年逾古稀的丘处机执杖起步，越山涉水，历时四载，到达成吉思汗的行营。成吉思汗一见这位刚刚走完万里长路的老人一派童颜鹤发的模样就非常喜欢，交谈刚开始他就问丘处机，如何才能长生？
    丘处机回答是：“清心寡欲。”
    这确实是道教的核心理念。丘处机没有奉上丹药而是奉上理念，可见是一位勇敢而可敬的道人。成吉思汗听了深深点头，可见也是一位高明的问道之人。
    此后两人经常见面，话题也拓展了。当时成吉思汗正处于西征的激烈战斗中，但丘处机对他说：“一定要注意不能嗜好杀人。”
    成吉思汗问，得到天下后应该怎么治理？
    丘处机回答：“以敬天爱民为本。”
    成吉思汗点头。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非常敬佩，说“天赐仙翁，警醒了我”。他还要左右把这话写出来，传给自己的儿子们看。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是同一年去世的。成吉思汗在去世前一个月，还下达诏书“不杀掠”，布告天下。
    我之所以重视此事，是因为在历史重大时刻的重大人物面前，道教的声音是那么美好：“清心寡欲”、“不嗜杀”、“敬天爱民”。
    第二项功能：参赞天地。
    参赞天地
    这一功能的完整表达，应该是“参赞天地之化育”。意思是，协助天地自然，保护和养育人类。
    居然有这么一群人，总是在研究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至大至微，都不放过。曾经有当代学者指出，在最大的意义上，道教一直在碰触着宇宙生态学和天体物理学。
    例如，他们设想天地由混沌而成，然后有万物，有人类；人类既非由谁创造，也非自己进化，而由“神人同体”的至人渐渐俗化而来。他们又设想宇宙的图景，其中发现了一阴一阳两种力量，以及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理现象所象征的五种性能，构成运行和创造。这一切，越到现代，越能与最新的科学思潮合拍。
    至于天干地支的观念，更是地球物理学的先声，而且居然积累得那么完整。历来在道家的队伍中，隐藏着很多天文学家和历法专家。
    道家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研究，更是让人惊叹。例如一位战国末期的阴阳学家邹衍曾断言，平常所说的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分之一；世上有“大九洲”，都被大海环绕，彼此不能相通……这些话，在古代，常被文人嘲笑为“闳大不经”的胡思乱想。那么到了现代，有了世界地理学，不应再嘲笑了吧？
    对于天地自然，他们除了研究，更是崇拜。他们坚信人世间一切重要的律令，都来自于天地自然。因此参赞天地，回归自然，是他们的人生使命。他们反对一切违逆天地、脱离自然的行为。
    基于“参赞天地”这一基点，也可以进一步理解道家的一系列观念。例如，面对天地自然的伟大意志，我们都是婴儿；面对天地自然的圆满组合，我们只能清静无为……
    道家认为，人只有“参赞天地”，才能融入自然，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的呼应对话，构成“天人合一”的**结构。
    第三项功能：养气护生。
    养气护生
    道教相信，天体的“大宇宙”和生命的“小宇宙”是同一件事，因此人的生命就有可能“长存不死，与天相毕”。他们把人的生命看得非常重要，认为“人所贵者生也”，“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因此，应该尽量把生命守护住。
    在道教的思维系统中，是什么把“大宇宙”和“小宇宙”连在一起的呢？答案是气。他们认为，天、地、人都生成于气，又以气相互沟通。道家所谓养生，其实就是养气。所养之气，就是元气。
    元气，宏大又纯净，纯净到如婴儿初生时的那种无染气息。一旦杂气干扰，元气就无法完足。元气因为是出生之气，必然长葆新鲜，永远富于创造力。道家在气功中所实施的“吐故纳新”，就是要用吐纳的方式保养住这种新鲜而富于创造力的初生之气。
    道教有关“元气”的理论，有力地支撑起了我对于“天地元气”的基本信念，这在前面已经提到，后面还会以专篇论述。我说过，自己在研究历史、考察世界、回顾生平的漫长过程中，事事都能感受到“元气”的弥漫、“元气”的消损、“元气”的转移、“元气”的复苏。
    把元气引入养生，显然是一条畅达之道。
    元气养身，必须通过长久的修炼。去杂，提纯，观天，体地，然后细寻自己身上的气脉，步步引导，积小成大，沉入丹田，时间一长，便成真人和至人。
    道教主张从“大宇宙”提取一些元素来接济“小宇宙”，这就是采撷自然界的草木、矿物、金属制成丹药来治病养生。无数炼丹炉，也就燃烧起来。更多的采药箱，也就转悠在山河大地之间。
    道教的方士们对于丹药有两种追求，一是杀虫，也就是杀灭人体内的“三尸虫”；二是炼金，也就是用化学方法让金属矿物溶解到人的腑脏间使之不腐。这些行动当然产生了大量负面效应，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医疗事故”。
    方士们把丹药中金属、矿物的组成，称之为“天元丹”，把植物的组成，称之为“地元丹”。更重要的是“人元丹”，那就是由自身养气修得，也包括“房中术”的“采阴补阳”。
    道教把养气养身作为自己的行为主轴，体现了一种举世罕见的生命哲学。有当代学者评价它把生命哲学溶解到了生理学、药物学、化学、冶炼学、理化治疗学之中，并非虚言。
    在千余年的丹炉边、草泽间，道教方士们常常显得手忙脚乱。但是，他们治病养生、养气护生的初衷并没有错。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类为了救助自己的生命做了多少实验啊，有的实验大获惊喜，有的实验痛心疾首，这个过程至今还在延续。即便在最先进的国家，一种新药的发明，往往仍要经历无数正反的实验，延续漫长的时间。如此联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发生在道教丹炉边的无数悲剧和喜剧了。
    中国首位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因发明了青蒿素的药剂而救活了世界上几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坦陈，自己对青蒿素的注意，最早出自葛洪的著作。葛洪，又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教理论家和药学家。屠教授获奖，也给这位七百多年前的探索者送去了掌声。这掌声，也应属于道教。
    葛洪是一位著名的炼丹师，主张“内修形神，延命愈疾”。他对道教的另一项贡献，是写出了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小觑的学术著作《抱朴子》，比较完整地建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他认为，仙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修来的。“长生可得，仙人无种”，人人都可以通过修炼，叩动仙门。
    从葛洪，我们又可以联想到他的南京同乡，比他晚了一百七十多年的道教名医陶弘景，以及比陶弘景晚了一百二十多年的道教名医孙思邈。这些光辉的名字，还可以在道教的护生长廊里一直排下去。他们在医学上的成就，一点也无愧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行。
    这些名字曾经救助过多少生命？无法统计了。无可怀疑的是，他们有效地护佑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健康。与此相比，那些发生在丹炉边的“医疗事故”，也不必过于计较了。
    养气护生，生命第一，这是道教的千年坚持。直到今天，每当我们看到地震、海啸的救援队伍一遍遍喊出“生命第一”的口号，总会想到道教久远的恒心。
    好了，我就这样梳理了道教直到今天仍有价值的三项功能，那就是清心戒杀、参赞天地、养气护生。这三项功能，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呼唤和平、呼唤自然、呼唤生命。在当代世界，还有什么比呼唤和平、呼唤自然、呼唤生命更为重要的呢？道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呼唤了千遍万遍，这还不能让人肃然起敬么？
    那么，还是要回到我在茅山山壁上刻凿的题词：大道巍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