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
一
窃以为,好书就是一剂良药,有病治病,没病健身。
回忆童年,每得一本好书,茅屋瓦舍,油灯烛光,一看就是半夜。说学习不用功,天大的冤枉,不用功怎能这么如饥似渴地读书?说用功吧,似乎也不确切,考试成绩总不理想,挨揍是家常便饭。今天总算有些明白了,那时候用功是用功,却用偏了,一门心思钻进故纸堆里,左眼盯的是金戈铁马拍案惊奇,右眼瞅的是风花雪月生离死别……书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一抓就是几十年。
没想到,我后来也成了一个编书的,继而成为写书的。写小说写了三十多年,从最初遮遮掩掩的投稿、退稿、再投稿、再退稿,到后来偶尔发表千字万字,再后来结集出版,终于搞成了几个长篇,并且获得若干奖项,这一路上遇到的坎坷乃至屈辱,别人是难以体验的。按照社会分工,写作并不是我的职责;以天赋论,写作似乎也不是我的强项。可是,写着写着,我发现我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写着写着,我发现原来我最适合的工作就是写作。在进入写作状态之后,我的灵魂似乎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另一个时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另一个时空生活的我,高尚、善良、智慧,同在这个时空生活的我简直判若两人。我的双手捧着棱角分明的方块汉字,就像秋天的老农捧着金灿灿的谷穗,谷穗从指缝向下流淌,眉眼间情不自禁地闪耀着幸福的傻笑。
文字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我们的思维能够照亮文字,又能被文字激活。我甚至认为汉字是有灵魂的,每一个虔诚的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字缘。在进入创作状态之后,我们的思维好比放电的磁铁,那些曾经被我们用熟了、用活了、用神了、用得手到擒来的文字,就像铁屑一样,从文字库的海洋里浮出水面,摇头摆尾地向我们游过来,分门别类,对号入座。于是乎,奇迹发生了,这些文字经过重新组合排序,一个个焕然一新,变成了建筑工人手里的砖瓦水泥,魔术般垒成了一座如真似幻的城堡。在这座城堡里面,有形形**的故事,有千奇百怪的嘴脸,有烟熏火燎的世俗生活,有超凡脱俗的奇思妙想……我们的城堡诞生于我们的思维同文字对接的一刹那,只要对接了,它就是一件艺术品,那是老天爷给我们的。
二
《四面八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我想,这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生长在皖西的一个集镇上。三十年前,这个集镇其实是一座以土墙和草房为主体建筑的大村庄,仅有的砖墙瓦房就是一家百货商店和一座清真寺,再加上街东头的一座道观小庙。童年时代,我很向往城市,那城市出入在成年人们的口头描述中,有汽车、公园和高楼,还有吃不完的饼干、糖果和冰棒。城里的人们似乎都很神奇,无所不能,人间的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那里似乎没有饥饿、寒冷和疾病。我羡慕他们并且幻想成为他们。
一个梦被我记了很久。
以后回忆起来,那个景象应该出现在我刚刚出生不久,我还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抱着我在春天的阳光下行走,我依稀记得不远处有一团鲜艳的绿树叶子,在绿叶丛中露出红楼一角,叶子和楼角水洗一般闪闪发光。
这个画面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稍大一点,每当和小伙伴谈起我还在襁褓里就去过大城市,我就会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脑子里尽是高楼大厦,脸上都是幸福自豪。以后我曾经多次问过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中是不是有人带着我到过大城市?母亲和父亲总是摇头说,小时候家里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可能去过大城市?
显然,那个时候我没有去过城市,我只是向往城市。我为什么要向往城市?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难道我是向往城市的繁华和富足吗?这个答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最初向往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幼儿,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向往繁华和富足,那我不是一个神仙就是一个妖怪。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弗洛伊德,站在弗洛伊德的立场上,我就似乎找到了答案,我在幼儿时期向往城市,是因为安全的需要,向往城市是表象,潜意识是寻找安全的庇护。城市之所以是城市,是因为那里聚集了更多的人。人只有和人、和更多的同类在一起,才是安全的,在这个问题上,小孩子和动物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大约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讲,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我们的嘴巴,不能让我们的思想一经出口就随风飘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情感和观点储存下来,凝固起来,让它渗透在文字的砖瓦泥块当中,构筑一个又一个精神形态的建筑物,从而栖息我们的灵魂。
岁月和风雨一起从我们的身旁流过,很多年过去了,故乡的河床变窄了,集镇变高了,树变老了,山变低了,只有蓝天白云依旧,清风明月照常。许多亲人离我而去,而梦的记忆却日渐清晰。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自以为是地锁定了当年我母亲抱着我站立的那个地方——老家小镇汽车站T字形公路交叉口西北处,同我的出生地一路之隔的一个坡心,以那里为原点,再往西北方向五十米处,就是我襁褓时代视野里的的绿树和红楼。尽管我以后多次调查,得到结论那里过去并没有什么红楼,尽管那里现在只是几幢杂乱无章的民居,可我仍然坚信不疑,那里一定有过我的、也许是独属于我的红楼,它就是我梦幻的圣地,如同巴颜喀拉山之于长江黄河,它是我一切文学思维的源头。
有几次探亲回乡,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用我的脚板同我的故乡对话,我在那里怀念我的亲人,也在寻找我的童年,我在那里凝视故乡的过去,也在眺望故乡的未来。
坦率地说,我热爱的故乡并不是现实的故乡,我热爱的故乡是历史的故乡——童年小街的青石板路,霏霏细雨中的油纸红伞,夏日傍晚喷香的菱角米,老槐树下苍凉凄婉的说唱,小桥流水长又长,油菜花开麦儿黄……记忆中的故乡已经过滤了世俗和生活的烦琐,远离了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淳朴善良。她永远是碧绿树丛掩映的红楼一角,是一片海晏河清祥云缭绕的圣洁境地,是我思维世界里永不消失的海市蜃楼。
我想,我的创作得益于我对故乡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的憧憬。我在对故乡的反刍和展望中寄托了我对生命的炽烈热情和虔诚追求,日复一日地酝酿着激情和灵感,常常让我文思泉源泪流满面,源源不断地滋生着创作冲动和想象力。
三
写作是贯穿作家生命始终的事情,就像设计师设计房子,有些理念可能早在童年时期的游戏当中就开始酝酿了。我前面说过,有一幢红楼,它于我的幻想中存在了几十年,一直似是而非,时远时近。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了“四面八方”这个成语,突发奇想,以四对人物的命运为四面墙壁,构造一个在大时代风雨中飘摇、在我们模糊视线中绰约伫立的城堡。于是乎,灵感勃发,思如泉涌,犹如天目顿开。我不能说《四面八方》是我童年梦想的结晶,但是我可以说,它同我的梦想有关。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是一幢楼。
《四面八方》就是一幢楼。这幢楼的基本轮廓是这样的——
小城皖西解放前夜,攻城部队兵临城下,一封公开的情书拉开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四名同窗生死抉择的序幕。地下党员肖卓然釜底抽薪,策反同学反戈一击,成为新政权的翘楚;程先觉接受汪亦适劝说,先行一步赶往风雨桥头,跻身起义队伍;被特务裹胁的汪亦适劝说郑霍山携枪起义,阴差阳错,双双被俘。四个人的命运从此分野,历次运动此起彼伏,爱情友谊峰回路转,事业前程各有千秋。作品主要人物的遭遇阴差阳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新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陈向真,清正廉明,鞠躬尽瘁。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星就是老百姓,这句话从他的心里喊出来,他的追随者跟着喊了几十年。老八路丁范生,解放后当了领导干部,有补偿心理,多吃多占,后来发现老百姓还很困苦,翻然醒悟,终生赎罪,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是用这句话鞭策自己——这就是《四面八方》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也是一个特殊文学建筑的地基。
作品的主人公肖卓然,是一个被赋予了浓厚理想色彩的人物。事实上这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皖西的老百姓建造一个体检大楼,从而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而知道怎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金子。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等于我们幸福了;我们幸福了,不等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得到幸福……肖卓然的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振聋发聩的。
这部小说,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渗透了“城堡情结”,也渗透了我自己的很多生活体验,甚至包括童年的梦境和记忆。我曾经研究过《皖西革命斗争史》,对安徽省政协编辑的《安徽文史资料》也很有兴趣。家乡有很多老干部,譬如著名的淠史杭水利工程的早期领导人、原六安地区专员赵子厚,为皖西的水利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很像焦裕禄。还有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名叫许友明,曾经是我老家的公社主任,在粮食困难时期,他有一句名言,群众吃干,干部吃稀,群众吃稀,干部喝水。他就像一辆救护车,哪里旱了,哪里涝了,哪里的老百姓出现了困难,哪里的生产出现了问题,他就扑向哪里,以致积劳成疾,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家乡人民对他们那一代基层干部非常崇敬、非常怀念。每当写到乡土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时不时地出现他们的影子。
在《四面八方》里,我这支怀旧的笔描述了一段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我笔下的人们追求健康和文明的生活,尊重自然,改变社会,改变自身的命运,为了建设和谐美好的家园,一代又一代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那座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也是我在心灵世界里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象征着人民意愿的十八层白色大楼耸立起来了,它在天穹之下、阡陌之上,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呼吸着田野的气息,脱颖而出,茕茕孑立。我们所有的苦难、曲折、悲伤、爱情、希望、成功,都被这幢以梦想为栋梁、以文字为砖瓦构筑的大厦承载其中,昭示四面八方。
也许这座城堡并不真实存在,却依然屹立在我们心灵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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