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江

    
    那个春天，德玲的交通站被敌人破获，肖老师被捕，德玲由表弟倪天武帮助逃离武汉，到上海杨树浦去找肖老师告诉她的关系。
    德玲走过一条简陋的小巷子，一边看着路边的门牌。
    有一间小木屋，门板上的油漆已经剥离了很多，门上的牌子和肖老师说的一样。
    德玲的心狂跳起来。她不动声色地走过去，那门里悄无声息。过一会，她又沿着原路走回来。略略思考了一下，她举手敲门。
    “啥子人呀？”一个妇女的声音。随着门臼“咯嘎”一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庞从两扇门之间露了出来。这妇女四十来岁，满脸皱纹，黑黑的，瘦瘦的，尖尖的下巴，一看即知在逝去的岁月里，她承受了不少的艰辛。
    但是那双眼睛却是警觉的，德玲在一瞬间察觉到了。
    “请问赵福生在家吗？”德玲问。
    那妇女微微楞了一下，说：“哪个赵福生啊？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这个人。”接着反问：“你找的人是做什么的，几大年纪，是你什么人呢？”
    德玲说是受人委托来找人。她说了暗语，期待对方有反应。
    那妇女却像没听到一样，安然一笑说：“上海这样大，叫这个名字的总有几千！要是地址错了，哪里去找！”然后客气地点点头，把门关上了。
    德玲只好走开。先去找个小店住下。
    忽然觉得身后有动静，回身一看，竟是刚才那位中年妇女！
    “姑娘，我想起来了！”那妇女略有些气喘地说：“我们家是才搬来的，之前是住过一个先生，刚才我去问了街坊，说是姓赵！”
    德玲高兴地随妇女到一个僻静的大门洞里。那妇女说：“拜托你来的先生是什么地方人啊，叫什么名字？等我有机会见了赵先生，好告诉他。”
    德玲想了想说：“武汉的，姓肖。”那妇女“哦”了一声，说：“这样，你要是住店，就住这家。我回去，等街坊们下了工，也许能打听到赵先生下落！”就自然地随德玲到旅社办了手续，看了德玲的房间号，然后离去。
    第二天上午，那妇女又来了。
    “街坊打听到赵先生了！”那妇女径直走进德玲房间，看着德玲，稳稳地说：“赵先生这两天没有时间过来。捎了话，说你要是带什么口信，就对我说，要是你到上海来找事情做的，就让你等几天！”
    德玲说自己确实想在上海找个工作。妇女又说：“上海的旅社贵得很啊，你要是不嫌弃，就到我那里去住几天？我一个人，屋里宽得很，就是怕怠慢了你。”
    商量的语气，很诚恳。德玲说那就麻烦你了。妇女便出了店，德玲退了店，走出来，看见她在路边等着。
    两人一起进了那间小屋。屋里果然较宽，没有什么家具，两间屋，外间就一个方桌，几条板凳，里间一张简陋的木床。德玲来了，那妇女就在里间搭了一个铺板，铺上棉絮。
    “就是怕叫你受委屈了！”妇女笑着说。
    德玲说要交饭钱。妇女又笑了，说赵先生的朋友嘱咐了的，等赵先生回来，自会打点，德玲不消操得心。
    这位妇女自我介绍姓石，德玲便叫她石大姐。
    石大姐有四十三岁，虽已届中年，身子却麻利得很。扫地、抹桌子、洗衣、烧饭，做起来一阵风。她在一个小学门口卖烧饼，每天早上去，其余时间都在家里。
    夜里，石大姐要和面，德玲去帮她，她怎么也不肯。早上，她却早早叫醒德玲，要德玲帮她一起把车推到小学门口去。
    “我今天好像背心有些湿气，手不得力！”她似乎歉疚地说。
    石大姐推个小车，上面放着火炉，小案板等杂物，德玲帮她推着车。两人走过人声嘈杂的街道，石大姐一路和人打着招呼。
    “哎呀，你买这么好的菜呀，家里来客了？”一个女人挎着篮子，里面有几把青菜，一条鱼，听见石大姐赞扬，那女人高兴地笑了：“就是，老公老家的老表今天来，我做个红烧鱼，让他哥俩喝一杯！”
    一个布贩背着个大包袱，里面是各色布匹，看见石大姐，他笑着说：“这么早就去赚钱呀？”石大姐马上谦虚地回答：“赚钱的是你呀，我这哪是赚钱，是糊口！”
    就是过路的小学生，也都和石大姐熟悉，叫她“婶婶。”
    石大姐把德玲高兴地介绍给遇到的人。
    “我的表妹，听说上海钱好赚，来找事情了！”听的人往往点着头：“那要靠你给她下力帮忙啊！”又担心：“上海的吃苦你表妹知不知道啊？”石大姐爽朗地说：“你莫看外表！莫看她是斯文人，做起活来，嗨！”做个很有力量的样子。
    德玲暗暗吃惊。这大姐的人缘关系是真不错，看来这一带没有她不认识的人。
    半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石大姐照例把面粉拿上桌子，双手和着面，和完面，走进里屋，她叫了德玲一声。
    德玲睁开眼，看见石大姐眼睛有着一种闪闪的光泽，那是德玲许久没有见到的，信任。过去在交通站，同志之间接上头时，往往就是这样看着对方。
    德玲掀开被子坐起来。她听到石大姐说出了规定的接头暗语。
    “万德玲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和你谈话。”石大姐严肃地说。那个温和、勤勉、没有文化、只知道谈家常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完全没有了，坐在德玲对面的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党员。
    “组织通过审查，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石大姐简短地说，“你吃苦了！”
    一股巨大的热潮涌遍德玲全身。多少日子来，亲人离去，到处颠簸，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日日盼着回到组织的怀抱。如今猛然一下子面对组织，德玲几乎有些不能自持。眼泪几乎要流出来，她努力克制住了。
    “你是好样的，肖老师也是好样的，你们是党忠实的同志！”石大姐说。
    “肖老师现在怎么样？”德玲迫不及待地问。
    大姐眼里有些哀戚，“他牺牲了。和几个同志一起，被敌人枪杀了！”石大姐走到德玲面前，拍拍她的肩头说：“斗争是残酷的，你要坚强些。”
    德玲心里酸楚得很。想不哭，怎么也止不住，终于无声地抽泣起来。石大姐静静看着她，等她稍微缓和些，叫她谈谈武汉的情况。
    德玲详细述说了她所经历的一切。说到肖老师被捕，她又忍不住双肩抽动起来。
    石大姐冷静地说：“我们都有亲人牺牲。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她仔细地听着德玲的述说，很少打断，偶尔，问上一句，仅仅几个字，干脆利落。德玲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屋子里静静的，听见风在窗外呼啸，石大姐忽然笑了起来。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是吗？”她起身到外屋，拿进来一瓶酒，又拿来两个菜，一碗腌鸭肠，一碗葱花炒鸡蛋，这是平时不见的好菜。另有几个没有卖完的烧饼，石大姐也拿来了。
    “我们需要庆祝一下，庆祝你回到队伍里来！”
    德玲端起酒杯，呡了一口，觉得辣，嘴角动了一下。石大姐看着一笑，举起小杯，一饮而尽。
    “我会喝酒，是吗？但是我平时从来不喝。”石大姐说，“今天是非喝不可！”
    两个女人在这静夜里，慢慢喝着酒，慢慢谈着话。
    几杯下肚，石大姐说了她的身世。
    原来那个老赵就是她丈夫！是肖老师中学时候的老师，肖老师走上革命道路，还是老赵的启蒙。一班同学中，老赵最欣赏肖老师了，说他聪明，诚实，执着，是块好料子。
    老赵现在哪里呢？
    石大姐又喝下一杯。老赵牺牲了。
    石大姐是安徽乡下人，和老赵是同乡。石大姐家里极穷，很小就把她卖给有地的人家做童养媳，每天割草、放牛，不停地干活，吃不饱，穿人家穿破的衣服，稍不顺心，打骂就来了。
    老赵那时候是个学生，就住在石大姐婆家附近，非常同情石大姐，常常偷着帮她干活，两人背着人好上了。
    后来，石大姐有了身孕，这在乡下是要沉潭的罪。一天夜里，老赵带着她，从那家逃出来，翻山越岭，到上海谋生。两人到了杨树浦，到工厂做工，学着别人，在江边搭个“滚地龙”安身。夫妻俩苦熬着日子，生下一个儿子。
    大革命风暴起的时候，他们已经三十多了，老赵那时候在一个中学教书，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奉组织命令回乡搞农民运动，石大姐做后勤，发动群众，斗争土豪，组织农民武装，把个乡下搞得轰轰烈烈。“四.一二”后，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大规模报复农民积极分子，那天夜里，有人来报信，土豪集合了一百多武装，要来捉拿他夫妻，说要点天灯示众！夫妻俩连夜逃出来，老人和孩子来不及逃走，被捉住。原以为怎么也不会对老幼下手的，谁知这次牵头带队的有石大姐原婆家的人，公私仇一起报，竟将老赵的父母和老赵唯一的儿子当场砍死！此外，将村子里凡是跟着他们闹了斗争的人都杀掉，一次就杀了十七个，烧了二十多处房子！
    “阶级之间的仇恨，确实是残酷的，可怕的！”石大姐呡一口，一字一句地说。
    再后来，两人到上海，做了地下工作。组织指令他们在工厂区建立一个据点，这据点平时不用，专门预备接待各地失掉组织的重要干部。肖老师是武汉方面交通线的重要人物，又是老赵的学生，才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莫看我一个人，这附近到处是我们同志！”石大姐说。
    老赵是去年牺牲的。那次，他去一个联络点接头，不知道那地方已经被敌人破获了。敌人留下几个便衣在里面等着抓来人，老赵走到门口，忽然感到不对头，返身就走，几个便衣随后追来，老赵逃进一个弄堂里，闯进一个院子，拔枪和敌人对打，同时把要送的信放进嘴里嚼烂吞进去。最后，老赵被逼进一间小屋里，他打光了子弹，留下最后一颗，射进了自己的脑袋。敌人自始至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来做什么。
    “老赵是很有经验的人，平时他总是告诉我，遇到各种险情应该怎么做，其中一条就是一定要毁掉文字，再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必要时应该自杀。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想到我没用上，他自己先用上了！”石大姐轻轻叹息一声，眼睛定在德玲脸上，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却终于一个字没吐，低头又去喝酒。
    德玲一下子想起了肖老师，他躺在什么地方啊？
    “你将来打算怎么样呢？”德玲问。她是想问石大姐在家庭方面的打算。
    石大姐却误会了。她睁大眼睛说：“你怎么问出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跟着组织走，走到生命的最后！我已经老了，也许看不到新中国了，但是我们的后代一定能看到！他们一定会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德玲赶紧解释了自己的原意。石大姐“哦”了一声说：“我说哩，怎么会问自己的打算！除了组织，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打算的。”
    在这静夜里，两个有着共同命运的女人慢慢谈着，没有眼泪，没有激动，语气越来越平淡，就像是说着一些和自己不大相关的话题一样。
    那天，石大姐从外面回来，告诉德玲，组织上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让她去完成。具体什么任务石大姐也不知道，只知道两人就要分别了，而且今后不得再有来往，连私人来往也不许。
    德玲心里有些难过。在石大姐这里住了这么久，已经有了感情。
    石大姐也有点忧伤，但是她不流露出来，只是告诉接头的地方暗号。
    德玲从石大姐那小屋走出来，石大姐没有送，只是用目光看着她，嘱咐了一句“我说的话你莫忘了。”也不知道是指的接头地点，还是指她们那天夜里的谈心。
    在法租界一所屋子里，一位沉稳文雅的大姐和德玲谈话，这人才是德玲真正的上级，她负责德玲的新工作。她姓祁。
    “祁连山的祁啊，不是整齐的齐！”大姐笑着说。
    “有个任务你必须接受，”祁大姐的语气十分硬朗，“你要和一个领导人扮作夫妻，以便掩护开展工作。”
    德玲一楞，面有难色。祁大姐说：“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你的任务，一是做他的秘书，帮助他工作，更重要的，是保护他的安全。”祁大姐告诉德玲，今天起，她改名苏佳。
    关于日常生活，祁大姐也交代了一下。两人既然是夫妻，就要睡在一间屋子里，具体方式可以灵活。但是一旦出门，两人一定要表现亲热些，这也是纪律。
    交代完这一切，祁大姐的语气和缓下来：“苏佳同志，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战士，在这非常时期，革命遇到挫折，你一定要拿出勇气和智慧，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两人又说了些一般的话，最后祁大姐起身，对德玲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记着，有那么多的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比比他们，我们有什么不能献出的呢？”
    话说到这里，德玲便郑重保证，一定完成任务。祁大姐满意地笑了。
    那个机关在租界一个僻静的弄堂里。一个长满葡萄藤的小院子，立着一所红砖小房子，三间房，门窗的式样都是哥特式的，屋顶是尖的。
    安排了四个人在这院子里，一个厨子，一个保姆，德玲和那位领导。领导的公开身份是归国华侨。那时候在租界，有很多来历不明，说不清道不白的人住着。
    一个身材不高，眼睛不大，相貌平平的男子站在德玲面前。
    这人大约三十多，穿一套米黄色的凡尔丁西装，脚蹬黑皮鞋，一看就是外国回来的。一开口，听得出很浓厚的南腔北调味道，说明此人去的地方之多。
    “是苏佳同志吧？”走进房间，他对德玲点点头，架起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男子自我介绍，叫陈鑫瑞。他没有介绍其他，德玲也不问。对于敌人的秘密，知道得越多越好，对于自己内部的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这是肖老师告诫她的。
    陈鑫瑞说了这一句，马上到桌子前写东西，德玲退了出来。
    大约半小时后，陈鑫瑞叫德玲进去。这么短的时间，他已经写了好几张稿纸了，上面密密麻麻，改得很厉害，他叫德玲赶快用正楷字誊写出来，一会他要出去。德玲赶快找出纸和笔，伏在另一张桌子上埋头誊写。这人的草稿很难认，纸面上除了字，还有各种符号，箭头，好在德玲是记者出身，这些难不住她。她很快就交了誊写稿。
    陈鑫瑞微微吃惊，拿起德玲誊写的稿纸，仔细看起来，看了两遍，一声不吭放进自己口袋里，不做任何评价。
    有天晚上，陈鑫瑞很晚才回，身上略略有酒气，德玲刚想问，他却径直走到大床前，仰面倒了下去，就像他和德玲真的是夫妻，男人应酬晚了，回家就睡。
    德玲本能地想去给他盖上被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把手缩了回来。关上门，将一个大沙发拖开，在上面铺上被褥，自己睡上去。
    说实话，她对陈鑫瑞印象不好，总觉得差点什么。组织内的同志，德玲也见过不少，肖老师，石大姐，祁大姐，他们都有一种对同志的亲切，说起话来，一听，就觉得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可是眼前这位领导，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地下工作，话语少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他的少似乎是有意识的，是冷漠。
    幸亏不是真夫妻！德玲暗想。
    天亮了。德玲走到外面，厨师已经在厨房里做早餐了，厨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瘦瘦的，高颧骨，眼睛里透着鹰一样的机警。不用说，这是真正的警卫。保姆也在院子里扫着地，保姆是当地人，也有四十多，晚上回家去住。德玲没有和保姆多说话，但她知道，能进这院子的，肯定不一般。
    作为主妇，德玲走到院子里，嘱咐保姆等主人起床后再去收拾屋子。又到厨房，问厨师今天该买些什么菜？厨师一一回答了，德玲按照他说的给了钱。
    还有些什么要做呢？德玲四下看了看，厨师挎篮子去买菜，保姆拿一只水壶去浇花，一边看着大门，忽然想起，自己该去看看“丈夫”了。
    陈鑫瑞还在睡，看来他昨晚是真的喝酒过量了。德玲静静地在一边坐着，等着他醒来。
    “糟糕！”陈鑫瑞在床上叫了一声，跟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下来，一边去拿西装，一边说：“睡过头了！不能耽误事。”他匆匆嗽洗完毕，马上在桌子边坐下，拿出纸笔，对德玲说：“今天我一边写，你一边誊！”德玲应了一声，就坐在他旁边。好在那桌子很大，一人坐一方还很宽。
    陈鑫瑞写文章真的很拿手，那支笔在他手里就没有停过。唰唰唰，一会就是一张。德玲紧张地誊着，几乎都跟不上了。等厨师在门外叫，说早饭好了，这边的一篇论文也完工了。
    陈鑫瑞扔下笔，满意地伸了伸懒腰，对德玲说：“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德玲说你去吃吧，我把这最后一张誊完再去。
    也就几分钟，德玲誊完了，把所有的稿纸理顺，又看了看自己的誊写稿，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文章的题目是“加快向敌人进攻的步伐”，情绪高昂，辞彩华丽，字词之间节奏也协调，足见作者的文字功底。但是……德玲从头再看一遍，他说的什么呀？
    文章似乎太空了点。
    一篇鼓动群众去罢工、罢课、游行的文章，里面没有一点方法步骤，没有一点可行性的策略，从头到尾都是口号，都是“必须，勇敢，”德玲知道这文章是要登在地下刊物上的，这样的东西发到基层，对实际斗争有什么帮助呢？德玲心里深深存疑。
    陈鑫瑞大约对自己文章很满意，早餐吃了一碗粉条，另加两个馒头。他对德玲说了声：“晚饭不等我了！”兴冲冲地出了门。
    德玲在这机关里住了三个月。
    一男一女，同在一个房里朝夕相处，久了，容易发生普通人会发生的事，这大约也是有人希望的吧？德玲却非常不愿意那样。陈鑫瑞根本不是德玲喜欢的那种人。德玲喜欢宽厚、坚韧又通情达理的男子，肖老师就是那样的。而陈鑫瑞浑身傲气，成天理论出理论进，说话都像是照着书本在说，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男子在德玲眼里，无非一个大孩子。
    幸好陈鑫瑞也不大在意德玲，这叫德玲很感激他。两人规规矩矩坐在一间屋子里，规规矩矩谈些文章上的事情。
    “苏佳啊，把这个拿去抄抄！”德玲马上走过来，拿起笔就誊写。
    “苏佳啊，我要睡觉了。”德玲便去给他铺好床，然后听见他很快发出鼾声。
    这样一种奇妙的相处，真是一种体验，人是适应性的动物，久了，都习惯了。
    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高个子，大礼帽，目若朗星，对德玲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下。看来和陈鑫瑞很熟悉。两人没谈几句，就争执起来。德玲仔细听，原来两人为地下党目前主要任务，产生了不同看法。那人的意见，敌人现在十分猖狂，地下党牺牲太大，现在要收缩力量，尽量不搞大规模群众游行，以避免牺牲，积蓄力量，等待革命**。而陈鑫瑞认为，革命从来就没有低潮！敌人越是猖狂，越是说明他们将要崩溃。至于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牺牲是光荣的！两人先是一句去一句来，后来激动了，同时开腔，近乎争吵。
    一会那人拿起礼帽出去。陈鑫瑞兀自气呼呼的，对德玲说：“你听见了，完全是失败主义情绪！”德玲脱口而出：“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保存力量，也是为将来着想吧？”陈鑫瑞一愣，梢停，沉稳地说：“哦，你也是这么想的？很好，有想法，就该说出来。”顾自去躺下，眼睛看着天花板，思考着。
    那天，祁大姐来了，看着德玲一笑：“你在这里生活怎么样，过得惯吗？和老陈关系怎么样？他是不是对你发脾气啊？”
    德玲说：“我到这里是组织安排，没有我个人因素。我会把工作做好的！”
    祁大姐又笑笑说：“如果调你离开，怎么想？”德玲一愣，马上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好！祁大姐收起笑容说，工作需要，调德玲离开这里，去基层印刷所。有人来接她。
    说动就动。祁大姐叫德玲马上准备，明天早上就走。
    许多年后，德玲知道，是陈鑫瑞提出调她走的。
    德玲就要离开这里了。
    厨师特意为德玲做了烧公鸡，烧得烂烂的，那天晚上，保姆也没回家，三个人一起，喝了点酒。
    谁也没问德玲将去哪里，只是劝酒劝菜，三个人谈着天气啊，菜价啊，城市交通啊，各人既不谈过去，也不谈将来。这样的谈话是很憋闷的，但是各人心里有数，透过这看似无奈的交谈，彼此能体会到同志的关心。
    饭很快就吃完了。沉默了一阵，厨师忽然略带伤感地说：“等到将来，有那么一天，我要把今天的同志们都请到黄浦江边，我要亲手做八大碗带来，我们要放开量喝酒，放开声音大声唱歌，想谈什么就谈什么，要闹他个一天一夜！”
    保姆笑着说：“算我一个，要是我还在的话！”
    德玲说：“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那天我做东，大哥大姐带上你们的儿子孙子，我们要尽情地说，尽情地笑！”
    三双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天刚亮，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子进了院子。
    这小伙子大约二十七八光景，高个，宽肩膀，高鼻梁，细长的眼睛闪着机智。他四下打量着，站在院子中央，吹着口哨，等着保姆去叫德玲。
    “啊，是苏佳吧，我是祁大姐叫来的！”厨师认识他，在他背上擂了一拳：“你这张飞，还活着啊！”
    小伙子愉快地回答：“我不活着，那些包打听不是没有事情干了！”
    德玲早把行李收拾好了。她把所有的高档衣服都留下，自己仍然穿着那身蓝色的粗布褂，这样她就只有一个手提袋了。
    小伙子骑来一辆自行车，德玲跟了两步，拉着小伙子的后腰带，一跃而起，轻松地跳到后座上。
    车沿着黄浦江走，进了一片低矮的贫民住宅区。
    “下来吧！”小伙子叉腿站在地上，德玲跳下车，迎面一个黑漆大门。门上有两只大大的铜环，足见房子的古老。
    小伙子把铜环摇了三下。
    大门沉重地磨开了，一个老人柱着拐站在门里，几缕白胡子飘在下巴上，虽然瘦，却很刚劲，眼角边那些密密的鱼尾纹，写着沧桑。
    看见德玲，老人笑了。
    “苏佳呀，我们正等你哩！你的口福好，你姆妈今天买了肉，是煨汤是红烧，由你！”
    一个小天井，周遭几间房，房间里静静的，走进一间房，里面堆满了纸盒子，一个老妈妈，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两人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案板上糊纸盒子，看见德玲进来，两人抬起头。
    “是苏佳来了？今天吃肉！”老妈妈和蔼地笑着。那姑娘也望着德玲笑了笑，低头又去做活。
    院子还有个后门。打开，坡下是一条河汊，也就几十米宽，这河通着黄浦江，河里有一些小船摇来摇去，听见船民们大声吆喝着。
    从后门可以下到河里，斜坡上排着几十级石板台阶，石板踩得光溜溜的，看来这是一条常用的通道。
    这院子里有一间房，门紧紧地锁着，这就是印刷的地方。
    小伙子引德玲进去，房间里堆满了纸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动油印机，油墨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另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台灯，一块钢板平放在桌子上，旁边堆着一筒筒的蜡纸。
    德玲今后的工作，就是刻钢板。
    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掩护的地下印刷所。
    中午真的吃了红烧肉。老妈妈很会烧菜，肉的味道很好，小伙子和那姑娘抢着吃，一边互相说对方吃多了！老汉嘿嘿笑着对德玲说：“你莫管他们啊，他们是总吃不够的！”老妈妈也不断的往德玲碗里夹着菜。
    刚来，就有家的感觉。德玲心里很舒坦。
    晚上，德玲和那姑娘一个房，床是高低床，姑娘让德玲睡下铺，自己爬上高铺。
    第一天，德玲睡不着，那姑娘也有些兴奋，她告诉德玲许多这个印刷所的故事。
    这是一个由异姓组成的家庭。老汉姓刘，老伴姓李，两人是湖南乡下人，老汉是个篾匠，那年，革命军到了湖南，农会兴起，打土豪时候，老汉一马当先，做了村农会主席。后来失败，土豪们带着人，把老汉吊起来拷打，那条腿就是被棍子打折的。本来还要把他送县里砍头的，那天夜里，老妈妈带着两个侄儿，挖开土墙，把老汉背了出来。两人连夜逃走，逃到上海投奔亲戚，亲戚也是共产党，那时候印刷所刚刚建立，两老就住在所里，守机关。小伙子姓张，外号张飞，是上海人，孤儿，流浪街头，被锄奸队收留，表现极为勇敢，是锄奸队台柱。印刷所原来不在这里，在市区中心，一年前，印刷所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被捕，组织通知印刷所连夜转移到这里，把张飞也调了来，担任保卫职责。对外，说是老两口的儿子。
    你呢？德玲问。
    “我嘛，”姑娘调皮地说：“我当然是张飞的妹妹了！”停会她又说：“你就叫我春花，我本来喜欢花草！现在我们都姓刘！”
    看来这姑娘也是有一番经历的。
    德玲勤奋地工作。刻钢板，推印，清理打捆，这些活都是很累人的，只要有任务，她从不兴停下来休息哪怕片刻。
    春花是她的帮手。这个十几岁的少女，原来已经做过很多种工作了，十分伶俐，两人配合默契，一叠高高的白纸，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文件传单。
    张飞只要有空，也过来帮忙，他主要做稍重的活，搬搬运运。老刘负责屋子安全，他睁着警惕的眼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拐杖“咚，咚，”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使人安心。
    小小印刷所，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日复一日向外界输送着组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