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七十年

    
    一九六五年，农场职工子弟小学首届六年级的学生毕业，该升初中了，仅有的小学教育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办中学势在必然，于是各分场的小学附设初中班便应运而生。经孟那总场批准，永春农场学校新增四个初中班，加上小学部六个班，共十个班，全校学生有三四百人。
    永春农场领导决定要我去主持工作，办好这所小学附设初中。离开教育岗位七年的我，1965年8月再次重返教坛。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根据我平常的了解，向场领导提出了调几位同志来学校任教的报告，其中有大学生、中专生、师范生，还提出了解决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问题，都得场领导的批准。
    学校没有党支部书记，经请示党委后，同意设立一个校务委员会，由五个委员组成，包括教务、总务、共青团（包括少先队）、后勤四个处室主任，并各负其责。我把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制定出来，选好班主任，教导处安排好课程表，开学时在教师大家上一公布，各项工作就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各连队只设小学一至二年级，各连队离家较远的学生都在学校用膳，调了几个工人组成后勤组，开荒种菜。教学、后勤，林林总总一大堆子事，忙也忙不完，后来请场里派来一位支书----王长利，主管教师政治思想，没有党的核心，一切工作都比较难开展。党管学校，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我就能抽出更加多精力放在教学管理上。
    在分场领导的深切关怀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五分场学校（即永春学校）盖起了两幢青砖、瓦顶的教室，这在整个孟那农场学校中是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学校有图书室、实验室（但缺理化仪器），有球场、有体育器材，基本具备了一所中学的办学条件。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场部划了一块橡胶林作为学生的实践基地，归学校管理，农场按亩数拨些管理费补助学校添置图书、教学设备。此外，农场还分配了种花生、种玉米的任务，每周只能上四天半的课（每天八节课），其余时间是劳动，课外活动时间学生还得去帮助学校种菜。
    学校一百多人吃饭，只有三个种菜工人够辛苦的了。那时星期天还得去搞义务劳动，帮助生产队除草、捡橡胶籽（橡胶籽可以用来榨油、制肥皂），在农忙季节，还得带高年级学生莳田、割禾等。虽然如此繁忙，但我们的老师工作勤奋，有敬业精神，人人都忘我地工作。
    那时教师的工资低（最高的只有三十五元），生活清苦，他们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文化生活更谈不上，连报纸都订不起一份，但老师们牢记党的重托——把教好孩子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无私奉献，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一九七七年，我被孟那农场任命为永春学校、永丰学校两所学校的校长，两所学校相隔七公里，我的担子分量可不轻啊！
    我首先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一分为二看待他们的成绩与问题，尽量以大局为重，求大同、存小异，尽快稳定教师队伍，消除教师之间的矛盾，团结广大教师，把学校的重心转移到教学上来。
    我不计前嫌，让他们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永春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少些好办些，永丰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较多，我采取了老师调动交流的方式，把派性少、作风正派的老师调往永丰学校（如马子贵、张声新、秦建伟等），还请场里派了一位支书黄寿民（原永春农场的）负责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坚持派性不放的，就调出学校，或去总场集训队学习。经过争取大多数，团结主要力量，迅速改变了永丰学校混乱局面。
    那时，为维持社会稳定，部队派出军队代表进驻各单位。学校军代表看我作风正派，不搞派性，懂学校管理，在教师中有威性，所以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和信任，使我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我也大胆地负起责任，两所学校教育质量很快得到提高。学校有支书、军代表和校长我，三方互相尊重，共同维护集体领导，背后不搞小动作，工作配合默契，相处十分和谐。
    我和老伴建校之初就在永春学校教书，所以，家一直安在河东永春学校，我现在是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责任重大，为了抓好永春、永丰这两所学校的工作，我把行李搬到了永丰学校，以永丰学校为主，永丰、永春两者兼顾。周一到周三在永丰学校工作，周四到周六到永春学校检查布置工作。军代表看我把教学工作抓得井井有条，赞赏地说：“姜还是老的辣。”我笑着说：“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他说：“你老张还是部队作风。”
    我担任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八月。我为永丰学校重新组建了新班子，学校各方面都已走上正规，就辞去了永丰学校校长职务，回到了老根据地——永春学校。
    招生自从1959年2月我到边疆来后，我们一直没有空回老家看看，平时都是写信报平安。转珢到了1970年，一天，老伴看着哥哥的来信，难过地说：我从豫章省嫁给你到南诏省已经十多年了，由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1966年我爸爸去世，没看上一眼，心里多难过啊。
    我也觉得确实该回去看看妈妈、哥哥、姐姐了。于是我们于1970年8月一家五口（小英11岁、小云9岁、小腊6岁）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文山县。岳母老多了，哥哥、嫂嫂都是中年人了，骨肉相见格外亲切，说不尽的相思之情。
    当时，邹平全家被下放到黎洞坑。招生只有三姊妹：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后来我们去看望了住在乡下的姐姐、姐夫一家。我家自母亲1957年去了岛省，家中姐姐都已出嫁，弟弟下放塘头村，我们都去一一拜访了亲戚朋友。我们在文山住了一个月，互相祝福多保重，挥泪惜别，回到了南诏。
    1974年4月，我们留下小英、小云、小腊只带小春、平生夫妇第二次回到故乡探亲。这一次大家的生活环境都好多了，玩的心情也更舒畅了。
    那时边疆物质匮乏，没肉没油吃，招生的妈妈为我们准备了三十多斤猪油和许多腊肉让我们带回去南诏。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大家又只好依依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