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

    
    一、物外桃源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
    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有人说，中国人在生活享受上不如外国人。但如到过武汉大学，你可以改正你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那些擘划者们，至少是把外国人学到了。
    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剩下的校舍成为了军官训练团的团部。于是这儿便成为警戒区，或者也可以说是紫禁城了。“最高”兼任着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较大的几座教员宿舍便成了他们的官邸。戒备是很森严的，没有“特别通行证”或各种交通工具的方便的人，根本便无法进出。
    我自己很幸运。因为范寿康原是武大教授的关系上，由于他的斡旋，让我把张有桐教授的宿舍顶下来住了。（应该声明，并没有顶费。）我的“特别通行证”，凑巧还保留在手边，那是“洛字第二一八号”，是四月二十六日填发的。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长”的官章，填发员是熊鸿，这人倒不知道是何许人了。
    这宿舍在大学区的深处，背山面湖，汽车可以直达。一共是三层，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用人室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浴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假如你要游水，再下一个坡，你便达到那细沙平铺的湖岸了。假如你要登山，再上一个坡，你便达到了珞珈山的山顶。大约在前一定有什么诗人在这儿流连过吧，山名“珞珈”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
    我们——我和立群是四月底由汉口的太和街搬到这里来的。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舍，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蜜的回忆。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做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
    二、随风吹散
    在好些利用星期到东湖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当中，《大公报》的张季鸾是很稀罕的一位。
    我记得是五月中旬的事，他是和王芸生两人同来，立群还亲自做过饺子来款待他们的。
    张季鸾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他和我是日本的先后同学，同属于大高俱乐部（日本帝大及高等学校的同学所组成），而且同是拿笔杆的人。
    他和立群，可又算得别有渊源了。
    大家该还记得，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有一位《大公报》的女记者在上海自缢的事吧？
    那就是立群的大姐于立忱了。她是北平女师大出身，因为搞政治活动入狱，获释后加入了天津《大公报》。但不久得了肺病，便到日本去就医，她是受着《大公报》津贴的。养了两年病，虽然渐就痊愈，但还没有断根。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地明目张胆起来了，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自然不能够坐视。立忱因此也就稍稍有点活动，不料竟受了报方的警告。张季鸾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报馆的津贴是要停止的。立忱被迫便于三月返沪，而于五月自缢了。死时留下了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像是在述怀，也好像是在求恕，一个浪花便永远消逝了。
    据立群告诉我，立忱死后，张季鸾在营葬上曾经帮过一些忙，还有意建立墓碑，结果因抗战爆发，没有实现。
    张季鸾和立忱是有情愫的，曾经写过很多信给立忱，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忱。魏晋体的毛笔字颇为典丽，署名却都是“幼林”。幼即是季，林即是鸾的音变，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信在复员后我都看过。从那内容看来，张季鸾很明显的是有过不合理的要求，而遭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们便保持了很深切的柏拉图式的爱。——然而这爱，却不料经不住思想的冲突、经济的压迫，终竟溃灭了。
    立群对我说，张季鸾曾经向她要过几次，要她从大姐的遗物中清理出来，交还给他。在上海时，因为抗战爆发，没有来得及交出，复员后张季鸾却成了故人了。
    就这样，张季鸾是以双重的友谊来访问我们的，我们委实也竭诚地招待了他，陪着他去游了半天的湖，在湖里那座小岛子上的湖心亭凭眺了周围的水光山色。张季鸾似乎也很得意，他还大声地哼出了他最得意的昆曲。
    送他们走了之后，我同立群两人在山道上散步。立群告诉我：张季鸾又问起了他给姐姐的那些信，要她设法从上海寄来。他还警告她：“你不要和他们混在一道噢，旋进了漩涡是很危险的噢！”才到汉口的时候，他这样警告过她，今天又这样警告了她。
    “你说，他所说的‘他们’里面有没有包含着我？”
    “那还消说得。”
    “然而不然，我看我的两面派似乎已经快到家了。”
    “怎么的？”
    “你在厨下做饺子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工作问题。我说：‘工作做不通，为什么要找我出来干宣传，我真不了解。’王芸生批评我‘勇气和决心不够，应该放手做’。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说我脚踏两边船，应该死心地踏上一边。张季鸾便把他的意思补充明白了。他很持重而平淡地这样告诉我：‘有机会多找岳军（张群）谈谈吧，岳军在蒋面前是很可说话的。’你看，他这样对我关切，他所说的‘他们’里面，难道还会包含着我吗？”
    “看来，他们今天来还是有意思的，并不是专门来游山玩水。”
    “今天的张子房，有时候也要游游山玩玩水的。”
    这是我们在那东湖边的山道上随风吹散了的一些话。
    三、看起了西园寺
    大学下边的游泳场是相当完备的，不仅有水上的设备，还有岸上的娱乐，有茶点，有中西餐，有书可看，是训练团的军官们集中的地方。星期日更有好些党国要人前来光临，情况是很热闹的。
    有一天清早，是在七月间吧，我陪着一些人（这些人的姓名也不记得了）偶然走到了我所忌避的这儿，劈头便遇见了张群。他一个人靠在一张帆布睡椅上望湖。这是我们到武汉来的第一次见面，自然免不得要有一番寒暄了。
    “很久不见了，好吗？”我和他握着手这样说。
    “是啦，我们是很久不见。四月里我有过一封信给你，不是说我们‘彼此多忙，憾无良机把晤’吗？”
    经他这一说，我愕然了。
    北伐时，在宁汉快要分裂之前，张群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代理过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在南昌是同住过几个月的。我当时在漩涡中看得很清楚，大革命的变质，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毁弃，这位张先生实在要负很大的责任。
    大革命失败后，我到日本去亡命。经过了十年，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我又才回国来了。回国是七月二十七日，事前是得到南京**的谅解的。八月初取消了我的通缉令，九月尾上我应“召见”去过一次南京。
    张群那时亲自对我说，**允许我回国，是在庐山会议时他对蒋提出而得到谅解的。通过陈公洽（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再由郁达夫（当时在福建省**任事）通知了我。那是五月里的事。当时没有公开请我回来，是顾到我的安全。但到事变发生后，我竟“毅然”地回来了。
    照这样看来，我是应该向他感恩的了。然而我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为什么要去说情，而他的说情又为什么能够邀准，那秘密我是知道的。
    还是让我自己来揭穿吧。在日本亡命，一方面受着家累，一方面受着日本宪兵与刑士的双重监视，无事可做，我便把很多时间费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我在东京先后印行了八九种这类的研究，借以供家养口。日本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读到了我的书，他恭维了我。于是日本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便鹊噪了起来。传到我们贵国更锦上添花，竟说到西园寺和我成了至交，“二二六”事变时，西园寺跑到我的寓所里避过难。造这些谣言的人，起初是想把我送葬的，意思是说，“郭沫若已经准备做汉奸了”。但谁知道却发生了意外的效果。
    十年没有过问政治，在专心考古，是西园寺的“至交”，号为“知日派”的张群，难道还不想把这样的人来利用利用吗？所以张群的说情，并不是看起了我郭沫若，而是看起了西园寺：蒋之允许取消通缉令也并不是欢迎我郭沫若，而是欢迎西园寺呀！
    虽然抗战了，南京**一直在和日本勾勾搭搭，而张群和张季鸾也就是这勾搭的主要引线人。他们之所以要我回国，其主要目的也不外是要一位“西园寺的至交”来帮帮这样的忙而已。
    话得说回来了。四月间三厅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张群向我推荐了一个人，拿着他的信来见我。这人的姓名我不记忆了，是张群的亲戚，一位日本留学生。编制已经满了，无法安插。如推荐为设计委员时，资望又不大够。我倒很坦白地回了一封信去，希望张群直接去信给陈诚，陈诚一定会买他的账，可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出来的。
    这件事以后没有下文。但没有想出隔了三四个月，我们在东湖第一次会面，而张群却把那推荐书的词句记得那么清楚。
    愕然之**别了。以后这位张“大宰相”便和我很少有私人的交际。虽然有时在会议场上见了面也点点头，但谈话的机会却是很少的。
    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我知道他一定在后悔，他是认错了人。然而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始终没有把人认错。
    四、坐朝论道
    军官训练团是高级将领的短期训练班，受训者是将官阶级，大抵是由远远的各战区调来的。以三个月为一期，在武汉时代只办了两期便结束了。
    做到了将官还要调来受训，从表面看来当局对于军事科学似乎非常重视，而其实是别有用心的。那主要是一种封建的洗礼，用以收拾杂牌或分化杂牌而已。
    中国社会是尊师重道的，每家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近年来“君”虽然变成了“国”，而“师”的地位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却是更加隆重了。当局在训政，“师”不就等于“君”吗？这都还太空泛。假使高级将领一受了训，那就本来是分属君臣的，更兼谊契师生而情同父子了。“最高”一人岂不便在受训者的祖先堂上占了五分之三的香位，直“与天地参”了吗？
    知道这通算盘，你便可以知道为什么总有人爱当校长，爱训练军官。算一下吧，黄埔军校的校长，陆大的校长，警官学校的校长，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前任中央大学校的校长……俨然是一位泛校长主义者。而军官训练呢？搞过庐山训练，眉山训练，现在又是珞珈山训练了。
    就在这珞珈山训练的时候，我相信恐怕就是师道的尊严登峰造极的时候。尽管敌人在毫不容情地凌厉，然而全国民情振奋，都一心一意在拥戴着一人，作之君而作之师。自有历史以来，任何帝王的金冠，我不相信还有比这“民族领袖”的徽号更加辉耀的吧？
    请看这辉耀的最集中的表现吧。每星期一例行的纪念周，这时是联合举行，所有武汉三镇党政军高级机关的高级人员，都奉命到训练团的团本部来参加，小汽车不用说要像龙虱过街一样布满武汉大学的校庭，霎时间真显得是猛将如云而谋臣如雨。
    请看那座两面全是玻璃窗，可以容纳两三千人的高大礼堂吧。仪式将要开始之前，左文右武，整整齐齐，济济跄跄。在那武将班头，你会经常看到好些威风八面的将军，一个个佩剑戎装，精神飒爽，真是满颈子的星斗，满肚子的军粮呀！文臣要逊色一些，因为国民**和中央党部已经搬到重庆去了。但也不要失望，你在这儿也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候补“大宰相”，候补“大汉奸”，而阴阳界的小区区也是僭列在里面的。
    忽然军乐齐鸣，全场肃然鹤立。如此三五分钟，那位“与天地参”者，稳移玉步，跨进礼堂，眼睛在睥睨，嘴唇在紧张，白手套分外的白，三星牌分外的黄。两肘略弯，两臂略弓，这一略示的随便，分外的鹰扬。而后面则跟着“袖珍本”陈诚，“盖世太保”戴笠，登坛分站两侧，一如关平、周仓。威仪之盛，呜呼，应叹观止矣。
    一切到这里为止，场面是很**的，但可惜是有声影片，主角演员一发出声来，情调可就要打破了。
    乐止，行礼如仪，训话开始。一种咬字不准确的宁波官话从尖锐而亢燥的嗓子里很勉强地逼出，为了调整脑细胞的联系，每一句话中，差不多都要插进一些“这个是”。多的时候，甚至可以插到五个。
    “今天啦，哎这个是，这个是，要给诸位，讲一讲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亲亲与尊贤’。（贤字的声音被读如县，并特别拉长而打一个漩涡。）”
    “哎，这个是，这个是，哎，这个是‘中庸’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呵，治国平天下之道呵。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要亲亲与尊贤。”
    “什么叫亲亲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凡是本党的同志就都是亲。凡是本党的同志，我们都要亲信他，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亲亲。”
    “什么又叫尊贤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不是本党的同志，只要他有本领，哎，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就叫他做官。……”
    这样的一篇大道理，翻来覆去，差不多要讲一个钟头，不过“这个是”起码要占四十分钟。
    但有时候却不讲“中庸”之道，而是即景生情地怒骂起来，骂得来真是脸红筋胀。假如有戴军帽不整的，他必然要骂他侮辱军人人格。（那时候还不兴美国式的歪戴帽子的风气。）又假如有谁从裤包里搜出了抄本来，他必然要骂他不懂西洋规矩，替中国人丢脸，西洋人的裤包是藏擤鼻涕手巾的，如何可藏抄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日本人才来侵略我们，欺负我们了。……
    但是好，这样骂人的时候却是口角生风，不再有“这个是”的打搅了。
    五、御前会议
    日期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八九月间的事。日寇在南海的一个岛子上登陆。（我记得好像就是西沙群岛，登陆后不久又撤退了。）
    为了这事，蒋邀请了七八个人在汉口的官邸里吃夜饭，商量怎样来宣传。
    被请的人中，我记得清楚的，有张季鸾、陈博生、王芫生、陈立夫和我，此外还有一二位，却怎么也想不出来了。侍从室的陈布雷，他是以招待员的身份，斡旋于宾主之间的。
    大概顾虑到我的听觉不敏的缘故吧，陈布雷把我安置在蒋的旁边。其次便是张季鸾、陈博生等，在一个不甚大的楼上的客厅里坐满了三方，陈立夫坐在座尾上。
    蒋开始提出了问题：日本人登陆某岛，你们怎么看法？
    他侧问着我。照次序该我说话了，我也就只好说出了我的见解。
    “这可能是日本海军向英法，特别是英国的试探。假如英法没有什么反应，他可能在华南发动战事。日本人的陆军派和海军派，意见是不甚一致的。陆军主北上，海军主南下。陆军派在张鼓峰试探了一次苏联，失败了，故海军派又到南方去试探。”
    “英法会怎样呢？”
    “我估计英、法会不动。英、法在东方的军事准备不够，在欧洲更采取着绥靖政策，他们会作壁上观的。”
    “日本人的第二步呢？”
    “日本人是攻弱不攻坚的，只要英、法不动，日本人便会大动。”
    “该怎么宣传？”蒋考虑了一下，又这样问。
    我没有懂到他所问的意思，只好说：“只好用实力回答了，发动华南民众……”
    “不，”他插断了我的话头，“我是问该对英、法怎样宣传啦？唵？”
    这一追问，使我更加茫然了。我是认为英、法是不会动的，又怎样去向他们宣传呢？我踌躇着没有再回答。
    蒋的视线向众人瞻视了一巡，接着连连说：“该怎样宣传啦？唵，该怎样宣传？”
    奇妙得很，大家都望着没有回答。
    “我看啦，唵，”停了一会儿，结果是蒋自己说出了，“这个很是严重的。这个是，哎，这个是，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我们应该，这个是，把英、法鼓动起来，要他们出来这个是干涉。要是他们不动的话，哎！这个是，这个是，他们的利益就要受侵害的。英国的**、南洋，法国的安南、广州湾，就要受侵害。还有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啦！英国是不能坐视的。唵？唔？这个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啦！这个是，哎，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是这样宣传啦。晤！唵？”
    大家都表示好像得着了天启的一样，点头的在点头，称是的在称是，而张季鸾更持重安详地说话了。
    “委座的看法是很透彻的。英国自从把日、英同盟废弃以来，一直就在防备日本。英国人是重实利的民族，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是决不会坐视的。今天的太平洋上是日本与英美的冲突，我们把事件的深刻意义和危险性向他们说明，假使能由英、美、法三国联合起来干涉，就跟以前三国干涉使日本退回了辽东半岛一样，日本的大东亚侵略战都可能适可而止啦。”
    问题就这样得到一个结论，向国际宣传，强调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决定由陈布雷整理出一个声明来，明天见报。
    吃饭了，在邻接的餐室里一条长餐桌上，四菜一汤，是中餐西式的吃法，量不多，大家都吃得非常客气，毫无疑问是谁也没有吃饱的。
    这样的御前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的。以后在武汉快要撤退前，我也还参加过一次。但那一次讨论的是些什么，我却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在来宾里面，又添了朱家骅、张公权、胡愈之三位。
    六、妇女工作
    一般地说来，武汉时期的妇女界是非常活跃的。尽管希特拉的徒子徒孙们在高喊着“回厨房去”，在反对“花瓶”，而进步的大姐们却不顾一切地在埋头苦干。像上海时期那样上前线的机会，在战地服务的机会是减少了，而慰劳、保育等切实的工作却更唤起了广泛的注意。内容决定形式，呢绒哔叽换成了阴丹士林，不也就是一项极显明的形象化吗？
    在这时，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使不少的孤儿，在战争中失掉了父母的，保留下了他们的小生命。另一个是难民妇女工作队，负责人是张启凡、胡绣枫，立群也在参加。这后者，是把难民收容所里面的年轻的妇女们发动起来，为伤兵服务。人数虽然不多，只有一百人左右，而工作却很有条理。她们经常分组轮流到各伤兵医院去替伤兵写家书，洗衣服，饪烹调，打扫病房等。这不仅使伤兵得到了切实的慰劳，而且把难民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倒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虽然在外表上毫不显得辉煌。
    据立群告诉说：伤兵的生活是够悲惨的。他们大都不是重伤，假如是重伤，早就被丢在战地里死掉了，但一个个都被弄成了半死。医院的办事人是极不负责的（伤兵医院是贪污腐化被暴露的最先例），不上药，不换绷带，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充分的饮食，没有干净完整的被褥，有的甚至没有病床，垫着几根草就睡在水门汀的地面上。伤兵们当然是痛苦不堪，悲愤莫名的。单是一身的虱子也就可观，任凭你怎样洗都洗不干净，看见这些情形真是令人生气，但是谁能奈何呢？
    工作队的经费：主要是靠着慰劳总会津贴的，但有时也向宋美龄所领导的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去领洗衣用的肥皂之类的物品。据说这样去领取物品却是最伤脑筋的事。在妇总里面有几位死硬派的女豪杰，以陈逸云、唐国桢为首，一切都是包而不办。谁要办，她们就尽力破坏。你去领肥皂吧，她就说你浪费，要出风头就得自己出钱。她们把别人的服务认为是出风头，但其实谁还有她们的风头出得够呢？
    这儿有宋美龄“九一八”劳军的故事，当然也还是立群告诉我的（这时我到第九战区去了）。
    “九一八”要到了。武汉各报上早就大事宣传，宋美龄要在当天亲自去慰劳伤兵。这可把伤兵医院的人们忙坏了。他们拼命地打扫，整顿，布置，就像要过新年那样。奇妙的是睡水门汀的有病床了，每人都盖上了崭新雪白的被条，药品和绷带都换上了。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第一夫人”出现了。身穿蓝布工人装，脚着帆布胶底鞋，被一群同样装束的女豪杰们簇拥者。好平民化呀，没有坐汽车，而是走路来的！雪白的大夫和护士们今天也特别的整齐严肃，在前面开道。中国制片厂、中央摄影场、中央社、新生活社，一切的开麦拉曼（摄影师）都动员了。于是伤兵医院变成了好莱坞，一些半死半活的伤兵也就成为了演配角的临时演员。演员们的报酬呢？就是“第一夫人”亲手散发的毛巾一张，罐头一听。
    主演者的飒爽的风姿是很不错的，有人说她比得上英格丽·包曼呢！
    镜头拍了，天使之群一窝蜂地散了。慰劳品的罐头由妇女工作队的人替伤兵们打开了来，一罐二罐都是黄豆。怒不可遏的伤兵们通通痛骂起来了。
    “她妈的！谁稀罕她妈的这臭黄豆！把老子们来开玩笑！……”
    骂得真是厉害，可惜那“第一夫人”已经走得天远了。
    然而还有戏在后头呢。“九一八”一过，那崭新雪白的被条又不见了。睡水门汀的人又睡在水门汀上，床和被条又钻进哪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