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

第十三章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

    
    又轮到做三分之一的主人的机会,这次是二十四日的下午四时,由无党无派的代表邀请**代表谈话。地点依然在国民大会堂的前楼。
    主人是莫德惠、傅斯年和我,陪客是民盟和青年党的在京代表,都到了。只有主宾方面到得很迟,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来。反是上海的人民代表未受伤的几位先到了,是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和学生代表陈立复。
    蒉延芳和昨天晚上一样,依然穿的是中国短打。我起初有点诧异,黄任老告诉我,这种装束是他平生的主张。中国式的长袍(其实是满洲来的),拖泥带水,萎靡隳颓,实在是没有短打的灵便、经济,而且好看。然而相习成俗,一般都认短打为下流。即使平常穿短打的人,到了什么正经的场合,也要改穿长袍。而同一的短打性质的西装,却又非常时髦,比长袍更加高贵。这假如要严格地批评时,应该就是奴性的孑遗或者演变吧。总之,蒉老能够穿短打而见党国要人,单只这一点,我就敢于说足够有“人民代表”的资格。
    党国要人毕竟来了。首先到的是邵力子,其次的是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再其次是经济部部长王云五。
    时间不待,不能再等了。就再等,事实上也就再没有人来。或许是在下关出事的直后,要人们也怕受“难民”殴打吧?
    蒉延芳首先很郑重地把手里拿着的一个包裹打开来,取出了一本纪念册,让大家传观。上面非常整齐地盖有二百几十个团体的图记,证明各位代表的身份。这二百几十个是人民团体,它们所举的代表自然也就是人民代表。然而,有趣的是——所有党政军的机关报或准机关报都一律否认他们的资格,认为是“冒充人民代表”。那么“难民”剧的导演者究竟是谁,不是自己把自己的后台暴露了吗?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我的作风不是这样。
    对于人民代表我一定要恭维上天。我首先派要员到车站去迎接,请他们住上等旅馆,吃上等中西餐,喝上等中西酒。其次替他们盛大地召开一次“南京市欢迎人民代表大会”,让他们尽量发挥和平理论,广播反战演说。而我呢?只简单地说这几句话:人民的意思就是当局的意思,当局是尊重和平的,反对内战的,只有中共的态度似乎两样,请代表们到延安去呼吁,我立地替你们备专机。说了我就做,于是乎我最后便把代表们送到延安去。……或许有人会问我:你那样做,便不算是法西斯蒂了?哼,问题不那么简单。因为我是法西斯蒂,我做虽然那样做,打却还是要照样打。反正是不宣而战,为什么一定要戡乱戡乱的乱吼,弄成为不宣而宣呢?怎么样?高明乎?低暗乎?哼,假使这样一来,我敢于相信我的好些朋友都会佩服我:这家伙!比希特勒还要厉害!然而我们的“难民”老板们却不肯这样办。
    既不这样办,竟反其道而行。于是乎便乐得人民代表有话可说,而**代表也就无话可说了。
    各位人民代表都挨次说了话,叙述了他们的来意、经历和态度。话都说得非常扼要而动人。他们也表示了对于血案的态度。他们是为和平请愿而来,生死都已置之度外。虽然受了狠心者的殴辱,但也并不想向法庭起诉。他们静候着**当局的适当处理。代表们报告完毕之后便退场,接着才是我们政协代表们的正式的“非正式谈话”。但这谈话我感觉着并不精彩,仿佛是在全武行之后的一点不相干的扫台戏。不过张厉生的发言,却要算是最有精彩的。他那道地的国语,斩钉截铁的口齿,使得每一个字的发音差不多都穿进了我两只重听的耳心。
    他首先反复声明他并非代表**,而只是发表个人意见。他个人对于谈判的前途虽然并不悲观,然而也并不乐观。停战,恢复交通,和**所提出的整军方案,**的意思是要通盘解决的。假使不能照着**的提案整编中共军队,即使停战与恢复交通达成协议,也不能签字。假使不能通盘解决,结果是怎样呢?打吗?**不愿意,中共也许不愿意。拖吗?拖不下去了,老百姓不允许拖。张厉生说到这一段落来,特别把声音提高了,口齿愈见斩钉截铁。他说到他的故乡河北的父老们都在埋怨中央,每逢望见中央的飞机过境,希望投下**的心事非常迫切,大有声泪俱下之势。那么,究竟该怎样呢?张厉生虽然没有说出结论,但那言外之意自然是很明了的。他又说到恢复政协小组的问题,据说军事问题不能解决,政协小组在**方面没有意思召开,因为不能解决问题。非正式的作政治谈话是可以办到的,但不消说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厉生的这番话,我当如上国语课一样,听得很专心。那唇齿的动作,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然而也很难学习。
    在这儿章伯钧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便是青年党的左舜生目前在报上所透露过的一个消息,说**当局将在***议之外采取别种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这别种方式究竟是什么方式?陈启天接过去说:那只是左舜生一个人的揣测之辞,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别种什么方式。
    天机泄漏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是二分之一的天机。
    接着是青年党党魁曾琦发言。他的声音低而且有点嘶哑,我只晓得他在发言,但不晓得发的什么言。他是最后一位说话者,在他说完了话之后,因为民盟要在七点钟欢宴人民代表,于是便宣告散会。
    我在散会的纷乱中在一旁向罗隆基请教:刚才曾琦所说的话究竟是些什么?
    ——还不是说“不要刺激”嘛,有什么办法呢?夏天来了,要热,也是刺激啦。
    ——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内容?
    ——说示威游行要不得,章伯钧接过去说:不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刺激**。大家批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感觉着这一番话很有价值,大约是一字可以值千金的吧?章伯钧准备送我回旅馆,让我坐上了他的汽车,但我在车上向他作了一次过分的要求。
    ——索性让我也作一位主人吧,我也参加欢迎他们。
    那很好,就请你作陪。
    在中途停了一次车,原来章伯钧是去借钱的,他向一位朋友借了一大垛钞票来作为今天请客的用费。
    我又回想了一下:假如我是法西斯蒂,一定让我自己来大作主人,根本不让民盟有请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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