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大明之末世中兴

    
    钱县丞与苗主簿两个从郝知府那里出来，忙奔回平湖县里，趁着李羡之未回，又把众人聚齐收捐银。众人虽心中老大不愿，但没人敢忤逆钱、苗两人，于是又凑了三百两银子送到郝知府手中。
    郝知府收了银子，自己扣了一半，剩下的封好了，写了封信，差了心腹下人送往京师一个姓方的进士同年府上。这位方老爷便是浙江道御史，同样附于阉党。
    御史是个清流官，不能巡按地方的话，便没个来钱的地方，只能守着微薄的俸禄过活，一年下来，大都穷得叮当响。
    这位方御史更是倒霉，养了七八个儿女，皆未曾婚配，每日张着嘴等吃。本来屈膝依附阉党，本想谋个出京的机会，可是三四年了，也没轮的上，连衣服都当干净了。而今已是夏日，妻儿在家还穿着破夹袄子见不得人哩。
    郝知府的差人到方御史府上，把书信和一百五十两银子一起交给他。方御史见了银子，欢喜的要不得。
    这些银子虽不算多，总可解了燃眉之急，不但能把当了的东西赎回来，而且剩下的也还能支用些日子。他看了郝知府的书信，也写了回信交给差人，信中无非是一些客套的话及“书中所托，一定照办”云云。
    方御史送走了差人，即刻派老仆人到当铺里将当掉的东西赎回来，然后才想着如何履约。事有凑巧，此时关照过李羡之的浙江抚台因事忤了魏忠贤。
    魏阉大怒之下，指派方御史以“党附东林”之罪具章弹劾，并将与其往来密切的几位京官附带进去。
    此时，方御史已将弹章草拟好，正打算誊写后投上去。他灵机一动，将弹章取出来，前后斟酌了一遍，在快结尾时，不轻不重的加了一笔，将李羡之添了进去。
    这一切，远在平湖的李羡之自然是一无所知的。这时，他已将税银、漕粮收好，解回县里，交割给了转运官员。
    不久，方御史的弹章交了上去。魏阉借机操纵皇帝下令将弹章中所列人员一概革职，交部议罪。
    “批朱”下发部议，遭殃的都是“党人”，惹的一应东林士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明着的拼着一死据理力争，暗着的四处联络花钱解罪。
    却说这“朱批”弹章周郎中自然也是看见的。当他看见李羡之的名字时，着实吃了一大惊，以为他果真搅在里面。可他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极其老辣，静下心又看了一遍弹章，见关乎李羡之的那句却是突兀的很，没有半点实据，立即就明白了是有人故意作怪。不过即便如此，祸患却一点不小。他是李羡之乡试的座师，这是人所共知的。若这次任由李羡之被问了罪，将来要是阉党中有人看他不惯，翻起旧账，上表弹劾，就凭这层关系，他是断断逃不了的。因此，一定要将李羡之捞出来。
    于是，周郎中一刻未敢耽搁，连忙找到本部的刘侍郎。刘侍郎也是附于阉党的，并因此而位居三品，但他却不知自己的下属周郎中是东林党人。在平日共事中，二人还颇有交情。但周郎中首先想到他，并非是看在二人的交情上，而是刘侍郎的性情——爱钱。
    周郎中找到刘侍郎，对其他遭劾的“党人”闭口不提，唯独求他帮着周全小小的平湖知县李羡之。周郎中此举虽未让刘侍郎疑心他的身份，但也造成不小的困惑。刘侍郎因而道：“周兄与这位县太爷有什么交情，倒要平白替他说话？”
    周郎中也不欺瞒，直言道：“职下督陕西学政时，这位李知县是在职下手底中的举人，论起来有一份师生的情分。再者他是新科进士，到任不过数月，定不会与那些人搅在一起，以这样的罪办他岂不太重了些。”
    刘侍郎玩笑道：“周兄这样有情有义的好老师，可真是少见！”
    周郎中道：“大人说笑了，若单是名上的师生，倒也好说，像他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纵是参掉了，又有什么要紧？职下来见大人，却是有另一番考量。”
    刘侍郎不禁有了几分兴趣，道：“周兄不妨讲来一听。”
    周郎中道：“据职下所知，此子家中颇有些产业，若大人帮着周全，事成之后，他总是要谢的，多了不说，二三千银子总还是有的，不知大人有意否？”
    刘侍郎本就是个最爱财不过的人，一听有银子赚，心里便暗自盘算起来，嘴上却另一番支应道：“周兄说哪里话，朝廷信任我们，我们才能有今日官衣纱帽的风光日子，不该生以权换利的心。只是照周兄所说，这位李知县年轻资浅，倒真不似是十恶不赦的东林党人。总不能因为一句没有根据的话，就坏了人家的前程。纵是不看别的，也该看周兄的面子，这个公道话，我是一定要说的。”
    周郎中道：“大人既允了，职下这便檄书，令他将银子送来。”
    刘侍郎不好直说要钱，便岔开了话头，道：“如今这官皆不像个官了。个个都是唯利是图，一般的官员便不消说了，就连匡正官场的御史竟也像商人一样做起了生意，只要给银子，要参谁便参谁，想必周兄的高足便是遭了这样的局。”
    周郎中敷衍道：“年轻气盛，免不得得罪了人，不过这位方御史官声一贯不坏，倒不像是这样的人。”
    刘侍郎与方御史本是一党，未料一不留意将他的底揭了，脸顿时红了。幸亏周郎中好心帮他遮掩过去。
    刘侍郎定了定神，又道：“你周兄开金口托的事，我定全力相助，你且安心就是。”
    周郎中道：“有劳大人费心了。”又客套了一番，说了些闲话，便起身告辞了。
    刘侍郎将周郎中送出门，回屋盘算了一下，写了一封书信给魏忠贤得力臂膀崔少傅，说平湖县李歆与他相识，附逆之罪纯属乌有，请高抬贵手云云。写完了，差人送到崔少傅府上。
    这崔少傅兼着兵部和都察院，是从一品的大员，比刘侍郎高出三级，怎的刘侍郎一封信就管用么？
    原来刘侍郎官位虽不及，却是户部的侍郎，掌着天字第一号的财神衙门，崔少傅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银子在此核销，因此丝毫不敢得罪于他，故而一封信便管用了。
    崔少傅接了信，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县，乐得卖个人情，知会内监拟旨的时候将李羡之的名字抹去。本来，朝廷朱批便是圣旨，从来是改不得的，但此时的天启皇帝不管事，批朱、拟诏、用玺皆是魏忠贤手下的内监一手操办，皇帝根本不知。由此亦可见明末朝政、吏治之坏，令人叹为观止！
    未过几日，诏命下了，查办官员名单中果然没有李羡之。周郎中于是自己掏腰包，凑了三千两纹银送到刘侍郎府上，还了人情。不仅是周郎中帮着李羡之找了门路，其他被参的官员也都各显神通。送银子，找门路，罪责能减的便减，能免的便免。
    虽然东林、阉党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但跟银子终归是没有仇的，况且日后成败犹未可知，因此阉党中一些“有识之士”私下里与东林党人套起了交情，既得了实惠，又留了后路，岂不是一举两得？
    如此一来，这一场风波便未扩大。浙江抚台因是首犯，因此办的重些，革职撤差回籍，剩下均是降职留用，还有一个南京户部司官亦如李羡之一般被抹去了姓名的。总之，一场大祸就此平息了。
    不过这一切李羡之却是不知，周郎中虽给李羡之写过一封信，只是嘱咐凡事小心，莫中了歹人奸计，只字未提过替他出银子免祸的事。
    又过数日，在京中任御史的张凤翼写来一封信，说自己改授浙江道，不日将到省巡按，又将前面那番事的始末细说了一遍。顺带着将方御史的弹章抄了个副本，随信一起寄到。
    李羡之看了信和弹章，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请来贺泰安来看，贺亦为之咂舌。两人很是慨叹一番周郎中的恩情。
    李羡之道：“老师为我免灾的恩情已是难报，怎能再让他老人家替我垫了这许多银子？”于是写了一封家信，让家中解五千两银子到京，送到周郎中府上。
    因韩钏一起到过京师，又去过周郎中府上，因此认得路。李羡之便让韩钏亲自送信回家，并嘱咐他回家后，不必返回，将银子送到京师后，再从运河南下到平湖县来。
    韩钏接了书信，次日一早便租船西行，未过两日，却又返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七八个人，一起进了后衙来见李羡之。李羡之看时，竟是萧世乾引着府里的几个小厮来了。心中十分吃惊，疑心家里有事，忙问道：“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萧世乾道：“府里往边地缴粮，换了五千引盐。灵州盐场只够支两千引的，抚台大人奏到朝廷，户部行令，命到扬州支余下的三千引，到河南、陕西发卖。我等此行，是专程到扬州趸盐，老太爷让我捎些金子给公子用，因此过江来了，半途遇着韩哥儿，便一道来了。”
    李羡之见不是家里出事，心便放下了，命金顺通知伙房备饭。萧世乾道：“趸盐的船已入了运河，只有一个副总管，怕急切之间主不得事，我们不敢耽搁了，金子留给公子，我们这便走了。”说着，挥了挥手，几个随从抬进来两个旧木箱子，揭了封条开了锁，里面黄澄澄地闪出金光来，皆是十两一锭的金锭子。两箱总共六百两之多。
    萧世乾道：“本来带的是银子，数量太多，我怕路上太招摇，有个闪失，就在扬州十兑一兑成了金子，公子要用，再兑回来就是了。”
    李羡之盘费早就用尽，每月的俸禄少得可怜，不等用就没了，连赏人的碎银子都没有，常用铜钱充数，惹得多少差役背地里议论。此番萧世乾送来了银子，便可解了燃眉之急了。
    金子交割完了，李羡之写了收据，用了印。萧世乾收了单据便要告辞。李羡之道：“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我还有事差人到京里去，正好你们等着吃了饭然后一起出发，租条快船，赶一程就是了。”
    萧世乾见李羡之这样说，便不再说什么，与众人一同辞出书房，歇息等饭去了。书房中只剩李羡之与贺泰安两个。不知二人要说些什么，下文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