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喋血

    
    是，部长！”常凯申答道。他心中感到意外的轻松。
    “任务是：在那个地区有敌人在活动；在那里，”吴四宝看看李广元，“在盐矿井中有属于党和民族的珍宝；剑已举起，应当砍断胆敢举起这柄剑的手。你们明白任务啦？”
    “没有”常凯申回答，“我们是秘密机关，是些粗人．部长同志。砍断敌人手的可以是另一个人，我这里需要李广元；如果对问题有特殊的看法，李广元必须知道，否则他难以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提到这件事的特殊，我会这样做的，老常同志。”吴四宝不动声色地说，“我下面的人会给李广元必要的帮助。”
    “不，”李广元支支吾吾地反驳说，“您的人是个非常有格的人，部长阁下，他是盲目的证人，请原谅，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他只会重复上级发给他的口号。这样我们无法工作。”
    李广元本想说，他将努力寻找可靠的行动线索。他需要从这里脱。从常凯申反对他的边区之行可以断定，勤务兵的遇害正是为了使他失去行动的自由。他明白常凯申的把戏了。现在他可以离开，可常凯申不愿意。此刻要反对常凯申就意味着整个设想的失败，因为即使吴四宝下了命令，而且常凯申在这间办公室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当他们离开这里后，常凯申还是个有地位的主人。不，应当一言不发。应当听着，而且等待着，即使这种在精神上感到痛苦的等待难以忍受。
    吴四宝明白，必须找到摆脱复杂处境的出路。他不打算屈服。那些从前曾经是行为准则的东西现在似乎成了儿戏。但是应当寻找一种不降低部长威信的脱方式。吴四宝搞这一手很在行。
    “如果您高高在上，坐在中心，常凯申，对各省的人甚至是高官疑神疑鬼的话，我就无法打消您的疑心了。从各方面的况看，敌人在行动，他们在丁末村的指挥部里有人。对，正是这样。他的别墅中有第六处的特别小组，敌人在那里活动。你们明白任务的微妙之处了吗？丁末村亲自监督报务员截收东西方消息的工作。如果有人对您说，敌人在和咱们的76号合作，您该怎么办？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您一定会打断这个人的话，指控他造谣中伤。我不认为您会与敌人为伍。”
    李广元微微一笑：“那又为什么？从我们的职业看，部长阁下，甚至是有益的：一种开始游戏的极好可能。”
    吴四宝站起：“您要向我证明，丁末村在悄悄地进行游戏，而不是谨慎义狡猾地把敌人藏在自己家里。要把你们的上司绝对可靠的证据放在我的桌上如果您心中对他的忠诚有一丝怀疑的影，就要立即向我报告。您亲自来，在这里或者是在总理府。”
    于是李广元提了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使他有所进展，能够赶在常凯申前头，摆脱他的监督，同时又不使他生气，给他留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
    “您的手下对来人的这种特殊地位会持什么态度？该如何对待他的嫉妒、监视和对我发号施令的**，排除这种矛盾吗？”
    “我给他打电报，告诉他您是独立的，在按我的命令行事。呢，我不排除他会嫉妒的可能。如果检查的结果是好的，您就同我联系，并把况告诉他。如果您发现了悲剧，如果您看清了丁末村不忠，对我派去的人只字不提，不要说，直接来找我。”
    常凯申说：“谢谢，尊敬的部长，现在我们考虑这件事就比较容易了。”
    他明白李广元在急转弯处超过了他，他又一次对这个人的智慧和准确表示钦佩，所以他决定摊出自己的王牌。他认为，这张王牌足以使李广元留在柏林，或者至少会使他尽快从任务地点赶回来，象嗅到血腥味的猎犬一样。
    “就在这几天，部长，我的手下把有关俄国、**、本的材料全部交给了我，仍外还有一部分法国的材料。这是我向他要的。这些材料极其珍贵，难以用语言描述；如果说你那边的‘博物馆’价值上亿，那么我的那些文件就简直是无价的。我打算委托李广元对这个报库进行挑选和清点。这些报是有关巴黎、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和华沙的上层人物的。今后我们会同他们打交道的。我的的文件要改写到五十页。我坚信，李广元比别的人更胜任这项工作。”
    “可以先选一个能初步将报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嘛。”
    “我不愿意当面夸奖李广元，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比他干得更出色。如果有人先进行了整理工作，那往后就很难分门别类地划分军队、工业、意识形态。”
    常凯申迟缓地望了李广元一眼，似乎等着他帮忙说，“我准备立即开始工作，待初步整理之后再动去那边。”然而李广元一声不响，两眼始终盯着吴四宝，似乎在证明，他没有最后做决定的权力。
    “不：”吴四宝说，“无论如何李广元要到那里去，因为根据专家的意见，电报发给了关键人物，发给了他的报中心。尽管军人恫吓我们，说对方可能就要开始进攻，但现在战场上暂时平静。李广元以自己的节奏在那边工作三五天，然后返回南京，整理你的材料。”
    结果李广元又一次超过了常凯申。他首先站了起来，以此让常凯申明白，他认为谈话结束了。他明白了吴四宝的命令，并且要去执行。
    常凯申只是说：“对不起，朋友，您有可能在接待室等一会儿吗？我和部长谈个机密问题。”
    李广元走了出去。
    “部长，”常凯申咳嗽了几声，然后说，“你的医生为打入后方而准备的那个人已经由您的人派出去了吗？”
    “还没有。您为什么问这件事？您从哪里得到关于他的报？”
    “从您手下的人那里。在警卫部队中有我在重庆时的熟人。别骂他，对他来说，我就是您的翻版。我对您的人感兴趣是因为不久前我向您提到的对付共党的游戏已进入最后阶段，我需要一些忠实的人，忠于您、忠于党的人。我的计划已经仔细地检验，现在到了把理想变为行动的时候。”
    李广元在接待室等待着，感受着这里的寂静没有空袭。电话机只连通着三个人：汪未经、詹国强和梅思品。吴四宝不同其他人联系。他心里说；“应当离开，这次之行是最后的机会。能够查清的我已查清。吴四宝提到常凯申边有叛徒是偶然的。不过，这种‘偶然’几乎让我心脏病发作。至于他们保存在坑道里的东西的况我无法向中心报告，只能记在脑子里，哪里是真的，哪里是假的。没有联络员，而且看起来今后也不会有了。我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是如果我明白了我们人的意思，那我就不会再明白这里的入了。也许他们是病人，已失去了理解事物的能力。我出不了南京，想从这里逃向东方是妄想，不出一天我就会被抓住，无论我装扮成什么样子而那边是山区，在那里可以栖，最终从那里沿山路去东方。常凯申无法派人盯我的梢，他肯定要下令他们保证我的安全。这就松开了我的手脚：‘我根据行动的需要前进，你们要离开一百米。让他们去找吧。我不信常凯申关于那份的文件的鬼话。这是饵，他希望我吞下这个饵。在车里他会等我对他的文件表示出兴趣。无论对哪个报机关来说，这些材料都是无价之宝。我不向他表示有兴趣，就这样办。”
    回到76号后，常凯申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只扁平的箱子，放在李广元面前：“这只是那份材料中的份关于科学界人士的材料。这些人的亲人同我们在占领区的人秘密合作。您看看，想一想怎么能更准确更简短地把它写下来，以便今后让报人员用于我们的目的。请注意，其它的材料，其中包括俄国的材料，是用另一种方法编辑的。您要想个办法在您到达边区之前怎样把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东西变成一些薄薄的纸，并打印在本同行给我的绘图纸上。等您回来后，我要把您安排在我的秘点，派两个速记员，要出类拔萃的。您把有关的材料拿回去，这些东西价值连城，比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全部件品还值钱。请相信我的话”
    常凯申与丁末村的专线电话猛地响起来。
    “是的。”常凯申答道，“请讲吧，大队长，是是好的，我马上去。”常凯申站起来，摇摇头：“有点急事，您在会客室等等，秘书会给您送茶的。我二十分钟后回来。”
    李广元坐在面前，喝着茶，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秘书答复那些风风火火的电话。他头脑中暗暗希望在那边有一个高个子青年来找他，这个人说出了必须说的五个词，听到回答后他会说：“同志，我来护送您回边区。”
    “也许我碍您的事？”李广元问秘书，“我可以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等。”
    “分队长吩咐您要在这里等。”秘书毫无表地说。
    现在他每天都在回忆着常凯申不久前的拜访。常凯申的面孔不时杯眼前浮现，慢慢地他看到了常凯申修剪得很糟的左鬓的灰发。
    他是“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重复这些话：“在电影艺术中，细小的东西是标志才能的水准，同样，在我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小事可以成为大规模战役中的转机。假如王将军没有注意对手的刀子，没有把他请到‘马克西姆’餐厅，然后把他引到自己在城外的住宅的话．谁知道军事舞台上的行动将如何发展，在潮湿肮脏的战壕里又有多少战士成为那些混蛋的牺牲品。我不知道，四轮马车沿着滨河街上奔驰是有意安排的还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这是构思，那么就意味着有些事都是刻意做的。如果这是偶然的，是他的助手不经意拍上的而他又决定采用，那么他就应当得到荣誉和赞扬，就是说他善于在细微之处发现重要的东西。”
    无论达有多么奇怪，正是常凯申那张没刮胡须的脸使得她时时陷入对未来的暇想之中，他的感觉模模糊糊，不十分清晰。
    在树林中散步归来，他一切都明白了。今后的决定象画面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画面是完整的。
    “常凯申是很精细的，如果他现在都顾不上修面，”他心中说，“那么在我们全部得到解脱，在崩谈到来之前，他也不会注意到他的生活规律之外的一切。现在他无法进行全面监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方向，而其余的方向，尤其是他背后的一切已无力顾及。我的行动愈猛烈、愈突然，成功的机会就愈多，我逃往西方的机会就愈多”
    他长时间地准备行动。在他考虑好行动的全部细节时，他的行动就有了清楚的目的。
    他没有想立即成为正规军人，尽管他的家庭属于“光荣之家”，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个军人。。
    但是他入伍的时候，很多条约已经签定，事实上军队里的指挥官失去了拥有军队的权力。于是他履行了真正的国者的义务。不能没有军队，每一个国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为国家提供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决定未来的不是机和犁歼，而是刺刀和大炮。
    一九二三年在骑兵学校毕业后，年轻的他成了上尉。他成了副总参谋长的副官。他的父亲是个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出版了一些历史教科书，书中号召年轻人去复仇：“我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他首先为总参谋部印制地图，这样儿子的仕途就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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