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靠的是阳光,心亮靠的是觉悟。
——维吾尔族谚语
1976年8月,牛木兰和天津回族支边青年韩国庆来到刚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天津,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经过10年的浩劫,中国步入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蓬勃向上的火热年代。收音机里、报刊和杂志上每天都在宣传科学家的事迹。中止了11年的高考恢复了。许多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昭雪。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为在本世纪内实现4个现代化努力奋斗着。
牛木林告别了5年的小学时光,以全营第1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3营的初级中学。当时,学校实行按照考试成绩排名来划分快班和慢班。牛木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快班的一名学生。
苏曼丽由于教学成绩突出,从15连小学调到了3营中学,担任了快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她的丈夫徐正心也担任了物理老师。他们夫妻俩人把全班的40名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严格教育,细心呵护,是名副其实培养学生茁壮成长的园丁和灵魂的工程师。
初中的第一节课是数学课。
苏曼丽耐心地讲解0的概念。她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更不是表示无,而是中间数。”
下课以后,一向坚持非黑即白、非好即坏思维的牛木林找到了苏老师,振振有词地说道:“苏老师,我不同意您对0的概念解释。第一,负数前面有负号,0的前面既然没有负号,那就是正数;第二,0本来就是零蛋,当然表示什么也没有。”
苏曼丽微笑着给他讲起了有趣的0:“在水温上,它既不是水的液态,也不是冰的固态,而是表示冰水混合;在高度上,它既不是海拔以上,也不是海拔以下,而是海平面的高度……”
牛木林听了苏曼丽的解释,歪着脑袋想了好一会说道:“苏老师,您说得也对。0的概念挺有哲学的含义啊。”
苏曼丽笑着问道:“噢,你懂得还不少嘛。看过什么哲学书了?”
苏曼丽利用班会的时间给学生们朗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杨乐、张广厚和少年大学生宁铂、谢彦波的故事。她那富有感染力的讲述唤起了学生们建设祖国、献身科学的万丈豪情。
由于快班学生们的功底扎实,接受能力又强,因此教学的速度飞快,教科书上的作业题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了。
苏曼丽提起笔来给远在上海的亲人写信,请他们把以前藏在家里阁楼里的数学参考书全部寄到新疆来,给学生们增加练习的题量,加大家庭作业的难度。
学校每一次进行统一考试,苏曼丽担任班主任的初一(1)班的平均分数都是全校最高的。其中,牛木林的分数又是全班最高的。
牛木林的求知欲望十分强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特别喜欢阅读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报纸。
《参考消息》上刊登着一般报纸上看不到的世界各国的新闻。那时候,只有党员才有资格订阅《参考消息》。为了阅读到《参考消息》,牛木林在每个周末到爸爸是连长的周强家去,如饥似渴地从《参考消息》上获取惊人的新闻。
有时候,周强的爸爸奇怪地问道:“你一个小孩子家,看什么《参考消息》啊?”
牛木林腼腆地一笑,并不说什么。
有一次,牛木林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只要报纸新闻中提到的国家和城市,他都要在地图册上寻找到这些国家和城市。渐渐地,他喜欢上了地理百科知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总是要翻看一会《世界地图册》,然后才会心满意足地入睡。
他开始关注初二年级的地理老师马宣化。
咋一看,马宣化是一名少数民族:一是因为他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姓马;二是因为他的脸型瘦长,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脸型;三是他的脸颊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四是他常年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像回族一样从来不露出自己的头顶。
一天,牛木林听说初二年级期中考试地理课了。他想测验一下自己掌握地理知识的程度,便直接去找并不熟悉的马老师,向他要一份地理考试卷。
马宣化冷漠地聆听了牛木林的诉求,不以为然地抽出一张空白试卷,丢在了他的面前。
牛木林如释重负地拿上试卷,跑回了教室。他放学回家以后,如同参加正规的考试一样,按照规定的时间长度,独立地完成了试卷。
第二天,他踌躇满志地把完成的试卷交给了马老师,请他有空的时候批阅一下。
马宣化扫了一眼试卷,表情依然冷冷地问道:“答题的时候,你有没看过地理课本?”
牛木林自豪地摇了摇头。
没过两天,一个初二年级的学生神秘地告诉牛木林道:“马老师在课堂上举着你的试卷,把我们班低于90分的36个同学好好地训斥了一顿。”
牛木林问道:“为什么?”
那个同学回答道:“因为你的地理考了86分。你是初一的学生,成绩比上初二的大多数学生还要高。马老师当然非常生气了!”
牛木林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禁后悔起来:嗨,都怪我乱表现、瞎逞能!害得那么多的同学挨了马老师的臭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试卷了,或者做了试卷不要交给马老师就好了。
牛木林的语文老师黄牧之是一个充满了激情和才华、文雅帅气的上海知青。他,一米八几的细高挑的身材,浓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里放射出高傲而犀利的光芒,嘴唇上面翘着短短的胡须,一副带有磁性的嗓子,全身上下散发着高贵的海派气息。
黄牧之讲课的时候高昂着头颅,眼睛眺望着上前方,特别是朗诵抒情散文的时候,声调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又柔声细气、娓娓道来,独自陶醉在艺术的世界里,仿佛讲台下的40名学生根本不存在。
黄牧之的个性极强。牛木林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别的老师激烈地争论着问题。他总是义正词严,侃侃而谈,语调铿锵有力,不驳倒别人决不罢休。
有一次上作文课,牛木林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写了一篇描述美国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小小说。
这篇文章引起了语文教研室老师们的争论。一些老师认为牛木林写不出这样的题材,肯定是缩写了一部外国的长篇小说。
黄牧之则执着地认为就是牛木林独立构思编写的。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相信牛木林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
后来,牛木林听别人讲述了这件事情,心里感动了好几天。他默默地念叨着:最最敬爱的黄老师,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感谢你这样坚定地相信我!
有一天,牛木林和黄牧之在校园的小道上迎面相遇。
他正想着如何向黄老师表达自己的谢意,却意外地发现黄老师旁若无人地与他擦肩而过,留下他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发呆。
牛木林的英语老师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知识分子气息很浓的上海知青赵景嬴。
赵景嬴的妻子和儿女都在内地生活。他一个人在新疆无牵无挂,一天到晚独自沉浸在绚丽多彩的外语世界里。由于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缘故,他曾经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对社会上的一些丑恶事物深恶痛绝,批驳的时候激情四射、义愤填膺,经常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一天,赵景嬴在课堂上用英语向同学们提问:“你将来当什么?”
有的学生回答当士兵,有的学生回答当农民,还有的回答当老师。
牛木林想到工人这个单词比较容易发音,便用回答道:“我将来要当一名工人。”
赵景嬴突然情绪激动地用拳头敲了几下黑板,大声地批评道:“你的要求太低了!你应该成为科学家和艺术家!你给我重新回答,说我将来要当科学家。”
牛木林吃惊地望着一反常态的赵老师,只好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回答了问题。他当时还不知道,赵老师他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了青春的一代人。他希望他没有能够实现的理想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实现。
随着国家对知识青年政策的调整,一部分因为夫妻分居等原因的人可以调动了。
不久,赵景嬴调到内地与妻子、儿女团聚去了。苏曼丽和徐正心夫妻也要调到内地去。不过,他们都没有能够回到故乡上海,而是去了其他的省份。
临行前,苏曼丽特意把牛木林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关心地对他说道:“理科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我们这里的教学器材落后,很多的科学实验都做不了。我建议你将来学文科。”
牛木林默默地记住了苏老师的叮嘱。
向苏曼丽夫妇送行的那一天,全班同学在学校的大门外排成两列队伍,恋恋不舍又有些迷茫地欢送他们。
苏曼丽深情地望着自己的学生们,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高声地喊道:“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大家被苏老师的话语打动了。顿时,一片哭声响彻在校园的上空。
1979年,不满15岁的牛木林由于品学兼优成为了3营中学学生中的第一个共青团员。
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不久,马宣化、黄牧之、徐金民等优秀的教师都调到了181团高级中学。
剩下的老师不是想办法直接回到上海的,就是与外地人结婚成家无法调动的。他们在苦苦地等待着机遇,坚信终将返回到他们美丽的大都市上海。
最喜欢的老师都调走了。牛木林的心中感到闷闷不乐,对新的任课老师产生了排斥心理,偏执地认为他们讲课的水平不高,对学生爱理不理的,一点儿也没有师生之间的感情。
小学的时候,牛木林喜欢读《雷锋的故事》、《昆仑山上一棵草》这样描写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的书籍。现在,牛木林开始有选择地阅读世界名著了。中国的《红楼梦》、《西游记》、《水浒》、《青春之歌》和外国的《高老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为他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使他为之痴迷和向往。
初中毕业考高中的前夕,班主任给同学们讲解中考的有关政策。当班主任讲到“回族学生可以照顾10分”的时候,全班同学们都把羡慕的眼光投向了班里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牛木林。
牛木林却羞涩得面红耳赤,非常难为情地低下了脑袋。他在心中发誓道:我可不要什么照顾呢。我又不是弱智!我一定要考上第1名,让你们大家看看我的真本事!
1981年,牛木林以全团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181团高级中学。按照行政等级,兵团的团相当于地方上的县。换句话说,181团中学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中学。
学校在181团团部所在的巴里巴盖垦区,离牛木林的家有20多公里。他和其他家不在团部的同学必须住校,只有到了星期六下午上完课以后,他们才能够骑着自行车回家。
徐金民是高一年级尖子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一位非常严厉的人。他一身正气,个性鲜明,总是挺着笔直的身板,高仰着瘦瘦的脸颊,嘴唇紧紧地抿着,双手背在身后,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倘若偶尔露出一丝微笑,反而让人的心头感到一丝忐忑不安。
牛木林高中的第一堂课是英语课。
随着悦耳的上课铃声,跨入教室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剪着短发、穿着一身蓝色衣服的女教师。
她迈开大步登上了讲台,麻利地解开脖子上的围巾,大眼睛扫了一圈讲台下面安静地坐着的学生,用手扶了扶黑边的眼镜,高声地说道:“我叫李嵋,木子李,峨嵋山的嵋。我们现在开始上英语课!”
话音未落,李嵋已经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开始“吱吱嘎嘎”地书写英语单词了。
没等学生们回过神来,她突然又停止了板书,转过身来补充说道:“我的嗓门比较大,你们不要害怕哦!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好了。”
听了李老师的这番话,同学们如释重负,长长舒了一口气。
李嵋为人正直,性格爽快。除了她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隐隐约约的海派气息,人们是很难把她和细声细气的上海人联系在一起的。
语文老师沈坚强也是一个上海知识青年。他,一副魁梧的身材,黑褐色的皮肤,戴着一副黑红色镜框的眼镜,嗓音特别的洪亮,唱起歌还是一个激情四射、富有魅力的的男高音。
沈坚强教学的方式和别的语文老师很不一样。
每次学习新课文的时候,他只是简要地介绍一下课文的内容,然后就开始带着学生们大声朗读课文。天天如此。
他还经常点名让某个学生站起来单独朗读课文。倘若那个学生朗读得不流畅,他一定会亲自示范,一句一句地带着学生朗读。
起初,牛木林疑心这个沈老师在糊弄大家,不认真地教课。渐渐地,他发现了朗读带来的神奇效果了:无论是写作文还是解释词语,美妙的语句在脑海里翩翩而至,下笔也犹如神助。
沈坚强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竭尽全力发挥字典和词典的功能。
最初,沈坚强要求学生每天上课的时候必须带上《新华字典》。每当遇到生词难句,他从来不给学生们解答,而是让他们自己查字典。
后来,他又要求学生必须人手一部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
那时候,181团只有1家小小的新华书店。书店里只有几种流行的政治书籍,没有课外辅导书,也没有《现代汉语词典》。
牛木林想起了在四川的舅舅巩连朝的小女儿、自己上大学的表姐。他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她帮忙给自己寄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后来跟随他走出新疆,来到兰州,一直用到了大学毕业。
有一天,3班的语文老师突然来到尖子班的教室里,要给牛木林他们上语文课,说是沈老师回上海治病去了。
沈老师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走的这么仓促?大家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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