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儒生

    
    九月初三，皇城外御道边的贡院内，挤满了参加会试的考生们，其中自然包括颜子卿。
    三年一次的大考，一旦落第那将又是三年漫长的苦等。人群中，不乏脸色稚嫩的学子，比如王熙河等，但面带沧桑的中年儒生，像徐文青之类的，还是占多数。
    经过科举千年，科举制度已经成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无数普通学子依靠自己的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鱼跃龙门，改变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即便是最低贱的奴仆、下人，也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颜子卿就站在这样一群人之首，几百名云州士子自觉跟在颜子卿身后，汇集成一股整齐的洪流，朝贡院大门缓慢行进。
    会试进场，依然是以州为单位进入。今年轮到凉州士子排第一，云州第四。
    手拿文书，颜子卿和徐文青、王伦等人依次走入贡院大门。经过神京衙役三步一卫、五步一岗的仔细搜查之后，龙门官验明正身，终于被分配到属于自己的院落中。
    五鼓三更之后，在万千士子翘首以盼之下，主持此次会试的礼部尚书、主考官袁世宏，带着两名副考、一列随行官员浩浩荡荡走进贡院。
    祭拜天地、礼敬神明之后，给先贤上香，宣读本朝科举考场规矩……
    会试和乡试自然不同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处，诗、词、赋考的不再是词曲华美、精致秀丽，而是严格按照出题人的规矩，以对仗工整、一丝不苟者为佳。
    明经、墨义、诸子技的出题也堂皇大气，很少有生僻书籍、野史传记之类的东西出现，只要真正的“博览群书之辈”，想要考差都很难。
    军策民策、算学衍学乃至时文更不必去说，能从万千学子中杀出“血路”来的这群人，都是此中高手，每一科至少不会差的太离谱。
    其中当然不乏偏科之人，但最终考试的成绩大多在毫厘之间。就好似后世从全国各省重点高校选取前几名，汇拢几千人参加统一考试一样，最强者和最次者之间并不能用鸿沟二字简单比较。
    九科九百分，根据往科惯例，第一名会元和名落榜末的“孙山”，相距分数也不会超过百分。
    所以，相比于考题模式固化千年的前八科，第九科制艺就显得尤为关键。
    会试制艺可不会像苏和仲那样来一场“耸人听闻”的诗词大赛。以前大多测试考生的应用能力，比如施政、断案等等，但最近十几年又逐渐不同。
    自从党争兴起，制艺一科也多少受到“牵连”。不管哪个派别的考官，都喜欢在制艺一科中掺杂自己的私货。让考生就某件事发表自己观点，从观点中分辨考生的政治倾向，从而判卷，这是近几科考官们最常做的事。
    今年的制艺也不例外：《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取三法或择其一论利弊、得失。
    说白了就是自我发散写一篇作文。和时文不同，无需严格遵守定式，自然也就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对于考官们来说，也是最好“发挥”的时候。
    所有考生拿到这道题，九成九的人都冒出一声冷：明显到了极点的让你选队站，就看你怎么选。
    还没进入“编制”便要站队，这种硬逼人选边的事件，最近十几年已经不是第一次。
    维新派和清流党之间的恩怨已经白热化，就连对政治不很敏感的考生都从卷面上感受到了那字里行间透出的阵阵杀气。
    颜子卿也拿到了试卷。经过好几年的耳闻目染，十几项围绕“富国富民”的维新法令，颜子卿都亲身体验过，谢玄变法的优劣已经根本不用再需要别人来陈述。
    但颜子卿不是刚刚来到这里的菜鸟。这套题的“险恶用心”，稍微明眼点的人都能看明白，用另一个时空的话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
    “该如何选择？”颜家以及和颜家交好的家族、亲族没有一个人支持变法。颜子卿清晰记得自己刚回杭州那天晚上，叔父在饭桌上对变法态度。他的态度基本上就能代表整个云州地主阶层。
    其实根本不用自己选，颜子卿三个字就已经被划进了反对“维新”的中坚里。
    颜子卿不知道徐文青、王伦、王熙河、李少愚、武明月甚至唐博虎等人会怎么选，但自己这次再也没有含糊其辞的余地，蛇鼠两端绝无可能，必须选一边。
    毛笔在手，重愈千斤，又到了一次选择的时候……
    连续三天考试，结束之后成千上万份试卷，如同乡试般被糊名、签名、用印、撰抄，制成朱卷后再校对、弥封、分卷、送判。
    当会试主考、礼部尚书袁世宏；两名副考，礼部左侍郎张安东，礼部右侍郎康庄；十八房同考官、十八名内监官进香盟誓之后，抄录好的试卷落到了同考官们的手中。
    前七门的阅卷并不麻烦。格律和答案在哪里摆着，只要不“太”心存私心的人，基本都能把握好判卷标准，达到相对公平。
    第八门的时文，里面猫腻就大多了。往年的“舞弊”行为大多在这科上发生。
    主副考官中某人和舞弊者提前约定好“暗语”，等同考官们推荐完试卷之后，若是舞弊者被推荐上来自然是皆大欢喜。
    若是没有，那在“搜落卷”环节，主副考则可以发挥其莫大“权利”，名正言顺的把这部分“关系”试卷重新荐回来。
    当然，这部分试卷的排名是决不能进入前面的，这也算是朝廷、百官、世家和望族之间的一个默契：朝廷想要相对公平，世家望族需要一点点颜面。这种潜规则，无论哪个时空都运行了上千年，从无例外。
    按照考试流程，九月十一当晚就要把最后一科成绩抄录出来。九月十二张榜公示，九月十五便是殿试当天。
    九月十一晚。考试最后一科制艺却发生争执，是主考和两名副考间产生一些小分歧。
    准确的说，是来自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都算是字字珠玑、分析深入、言之有物、重于实践的上上之选，但三人侧重完全不同。
    一篇通篇驳斥变法。此人以青苗法为例，指出此法只能加重百姓负担，《青苗法》加重赋税重担，使无数百姓抛荒、离家，扰乱社会、降低不少该收税赋。
    一篇鼎力支撑变法。此人以《市易法》为例，归结大汉最大的隐患就是财政，通过《市易法》列举普通老百姓不再受到高利贷剥削，变法于国有益。而如今之所以施法困难：一是底层贫民愚昧、没钱，二是某些“害群之马”刻意破坏、刁难所致。
    第三人写的就很有意思了。文章以青苗法为例，前半段狠批谢玄，认为此人太过偏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进下属建议；随后又对青苗法本身大加赞赏，认为其对平民有利，增加大汉税赋收入、缓和社会矛盾。
    在中段分析《青苗法》难以落实原因：触犯天下望族豪门利益、用人不当、节流而不能开源。
    最后还拿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摊丁入地、地丁合一，即：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废除人头税。
    “主考大人，您认为第一篇文章为上，下官不敢苟同！”副考之一、左侍郎张安东嘴里对袁世宏恭敬无比，但表露出的意思和神态却判若两样。
    张安东和康庄名义上是左右侍郎，算是袁世宏副手，但三人分数两派，平日里袁世宏和二人间没少互相下绊子，关系势如水火，哪有半点“同僚”之谊。不用说，这又是元祐陛下掺沙子的结果。
    张安东和康庄是分数维新一派，平日里二人没少联手跟袁世宏扳手腕，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下官也觉得第一篇有不妥之处！”站队问题，二人根本不可能和袁世宏妥协。“下官认为第二篇更有可取之处”。
    既然是好文章，自然分数不可能太低。这三篇都是同考官们精挑细选上来的，分数都不会不差。三人争的只是一口气：这口气代表的是后续所有制艺判卷的方向。
    同考官们该以什么为标准？自然要以三名主副考官的意志为转移。三人理论的结果，最终也许就会成为这次科举中拉开分数的转折点。
    “青苗贷一出，百姓们再也不用受高利贷剥削，即便有卧病家人亦或是遭受灾害，短时间内也不同家破人亡。此法明显有益百姓，被其说的一无是处，太过了，太过了！”康庄说道。
    张安东补充：“不错！地方部分官员推行青苗法时，不贷本金而要百姓直接缴纳利息，与我法度何干？变法之所以如此艰难，全是部分别有用心者所为！”
    张安东嘴里的“别有用心者”意指何人，不言而喻。
    “不错，地方州府县衙之中经常有人抑制青苗贷之事，甚至以县官督责之威帮助大户蚕食百姓。更有甚者强迫百姓借贷苗贷，简直是明目张胆到了极点”。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袁世宏眼中顿时浮现出平日里二人和自己别苗头时的情景。
    “好了！既然你们嘴里的变法那么好，那你们看看第三篇文章说的，情况属实否？”袁世宏忍不可忍，拿起第三篇文章递到二人面前。
    “嗯，这个么——”刚才还滔滔不绝的二人顿时卡壳。
    要说第三篇里讲的都是假的，二人实在说不出口。在二人内心，还真的有点同意这名考生观点，特别是针对谢玄和变法困难的部分。
    而该考生提出的解决办法，看起来貌似和一条鞭法差不多，但还是有细微差距。就是这些细微差距，在二人看来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还真的有“可行性”。
    “永不加赋！？”二人读到文章最后部分，不由得心驰神往。几人还是官员，若是这片文章被天下百姓和农户们看到，绝对会引起巨大共鸣。
    “那依主考大人意思，这三篇文章该如何排定高低？”康庄二人明白袁世宏意思。不管再怎么争，也绝不可能把对方派别的学子都罢黜下去的。
    既然如此，那双方只能找一个平衡点。一个双方都能接受，而不会引起巨大反弹的办法。
    “既然如此，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