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那些政客

    
    屈原的行政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毕竟获得民众支持和选拔贤良本身，结合了儒家处世与法家治国的优点和长处。早期的改革让楚国获得了清除积弊的空间和行政支持，民众的支持也相应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但是，最终屈原的改革依旧以失败告终，其中固然有着以旧贵族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妨碍，也有着外部敌人暗中破坏和施压。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却并不仅仅如此。
    真正成功的体系改革，并不仅仅是改革期间就带给国家以巨大的利益，而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前进轨道，并引导着国家机器向着更加有力的方向不断发展，即便改革者和领袖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死去，也不会因为缺乏一个优秀的舵手而导致整艘战舰搁浅触礁。完美的改革，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加利于国家发展、更加适应局势，且具备着能够随着局势的改变自我调节和适应的体系。这其中，并不会因为某一个领导者个人意愿的变化、某一个外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而产生根本性的动摇。
    而楚国在改革之初，确实因为人才上升的空间和渠道被司法系统打开，而拥聚了一批确实有真才实学的行政人才，而且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系能够在早期激发子民的劳动欲望，使他们更加努力地为国家机器创造财富。但是，这场改革最大的弊端，也就此埋下了伏笔。
    确实，儒家意识形态中的民本主义思想有着促进国家和谐与利于执政者管理的优势，但是儒家所提出的仁义之师，却对整个国家军队体系有着极高的要求。固然儒家思想并不是真的缺乏战斗意志，但是，对于形成战力所需的条件，在那个混乱的局势中，很难配备齐全。
    缺乏一个能够迅速形成强劲军队的执政体系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目前缺乏一个稳定秩序的春秋战国大环境之下，无法通过武力来威慑蠢蠢欲动的各方诸侯，进而在建设和生产的整个过程之中，给本国的子民带来切实的安全感。固然民心所向能够使国家具备极强的凝聚力，但是这个凝聚力转化为实际战斗力的过程，相对漫长。何况，即便敌国的子民也很向往和尊崇这样的仁政，但是在本国的高压统治之下，又有多少人能够为了所谓的仁义和理想，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即便是平日里所有的子民都对执政者很满意，当面对由强大暴力带来的生与死抉择之时，也无法能够保证，团结和整合出一支足够维持安全的铁血雄师。而在乱世之中，“舒适地活着”，是无法与“活着”相竞争的。
    一个开放的选拔机制，确实能够给整个国家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然而选拔机制本身，如果建立在一个依靠少部分优秀而开明公正“考官”来维系的基础之上，必定难以持久。并非仅仅是“考官”本身的生命是有一定限制的，而是一个真正合格的考官，是极其难以出现的。无法依靠人力，来成体系和成规模地培养考官，并且让这些考官都有着出色的才能和大公无私的品格，就如同“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看似高高在上，然而却无法复制和推广。毕竟，天理虽然真的很好，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地战胜自己的欲望？
    屈原的改革固然给予了楚国一定程度上的国力提升，但是一个并没有深刻探究当前局势与自身理念是否能够妥善融合的执政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啻于一场灾难。并不是屈原为国为民的品格和忠诚需要否定，而是这样的作为本身，从实用价值角度来看，确实并没能彻底根治楚国，乃至于整个春秋战国社会体系的问题。而所有的改革之初，都是希望向着一个满足国家利益的角度步步前进，而屈原的这次改革，出发点和终点都已经选定，却忽视了前方的路上，不光有荆棘，也有着更多比荆棘更可怕的豺狼与深渊。
    屈原面对的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其执政理念与现实局势本身的剧烈碰撞。他的改革和理念，虽然得到了时任统治者楚王的支持和认可，但是那并不是楚王认可了他全部的执政理念和思维，只是在楚王对于国家的规划中，这一步改革与他自身欲望的实现，基本重合。所以楚王虽然不是屈原设想中的合格帝王，但是在早期却给予了他一定意义上的权柄和支持。但是，屈原的另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就因此出现了。
    屈原错误地将自己整个思想体系寄托在了楚王的信任和认可之上，却始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思想灌输到一个足以左右国家政坛的势力之上。他所有的权柄和概念，看似尊贵稳定，得到了君王的支持，但是实际上，就像他所提出的美政需要建立在一个足够高标准、甚至有些难以实现的平台之上一样，他最大的依托和支持，来自于一个思想境界并没有达到对应标准的帝王，并且，屈原认为楚王值得托付，然而，最后的结果表明，楚王并不是他要的那个人。
    并不是楚王真的昏聩不堪，到了因几句谗言就能够将重臣贬黜的程度，也不是张仪等说客真的就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仅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让一个国家能够混乱倾覆。所有的说客都奉行着同样的一个定律：许以利益，诱导欺骗。能够让楚王反复中计的说客，能够让楚王一怒之下赶走屈原的佞臣，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给了楚王一个利益的选择，然后，屈原就阴差阳错地在各方势力的调整和判断之中，成为了那个被抛弃的选项。
    当然，旧贵族的阻挠，在楚国整个改革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屈原的执政理念，面对旧贵族阻挠之时，最大的失误就是选择依靠君王自身修养而不是选择依靠司法规则。他具备着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好情操，却忽视了他所并不愿意去触碰和驾驭的司法体系应该在这场变革中具备强大力量。虽然他的政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提出了具有宪令雏形的法度秩序，也希望通过这些司法程序和体系来限制迂腐的旧贵族权益，并且在国家层级上打开阶级变动的空间和渠道。但是，他却忽视了一点：楚王本身也没有完全脱离旧贵族利益集团，而自己的法令，却要求一个本身就处于既得利益受损阶级的势力代表来支持。
    屈原的政治失败并不完全归咎于楚国昏暗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无能，也不能完全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复杂的外交局势之上。只不过他的思想和理念，超越了当前国家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国民思想素质，在一个不具备大一统条件的政治环境之下，始终追求完美的大一统形式。守旧贵族和所谓昏聩的君王，以及张仪之流的说客，也只不过是在这座空中楼阁的建造过程中，毫不留情地踹上了一脚而已。
    任何体系的改变都需要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或武力、或体系，而将君王自身素养提高、国民思想境界上升这种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作为倚靠的力量，来进行改革和变法，失败是早已注定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