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空.

    
    自从那次“借狗骂人”之后，梁必达和陈墨涵之间的关系居然十分真实地好了起来。再不好起来，就不像话了，两个光杆司令，栖身在这大山腹地的偏乡僻壤里，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阴阳怪气地不理我，我哼哼哈哈地不睬你，也不是个事。眼看都是过了五十奔六十的人了，毕竟没有深仇大恨，说清楚了，该骂的骂了，该道歉的道歉了，彼此心里的那点疙瘩，也就释然了。
    晚上躺在床板上，两个人就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聊共同的故乡蓝桥埠，聊当初各自所走过的路，聊杨庭辉和刘汉英，聊东方闻音和石云彪、莫干山，聊到悲壮处，两个人都是无限感慨，聊到伤感处，两个人都不做声，泪水却在不同的脸上同时爬行。
    因为不在领导岗位上了，用不着谨小慎微彼此戒备了，说话就比较随便，真话就多了。
    有一次，陈墨涵问梁必达最钦佩的人是谁，梁必达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普景。”
    陈墨涵说：“我听说在你刚到梅岭的第二年，要派你到陈埠县当大队长的时候，你提了几条要求，张普景主张把你毙了。有没有这个事？”
    梁必达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有这个事。这不奇怪。当时我对革命的认识还稀里糊涂，全局意识很差。我那几条要求，现在看来，很不恰当，简直有要挟上级的意思。我为什么叫他张克思呢？这个人原则性强，他那时候也不了解我，把我看得像个土匪，主张毙我，这种事情他能做得出来。我不嫉恨他，不仅佩服他，还感谢他。后来在分区，在旅里，在师里，我们一直搭档。这个人有一点搞得我很难受，就是爱斗争。朝鲜战场上开展‘三反五反’，打‘大老虎’、‘小老虎’，我多喝了几瓶好酒，多吃了几顿狗肉，他就发动机关干部战士清算我，给我定了个‘小老虎’。我在丹东跟苏联女人跳了几次舞，被他知道了，不光是当面警告我不要腐化，还郑重其事地跟安雪梅谈，要她监督我不要犯错误。话说得难听啊，说梁必达同志过去就有前科，是东方闻音把他的心收住了。这个同志要是不管住，恐怕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要对同志负责。搞大比武的时候，有一次我下部队，发现一个排长是个神炮手，一高兴，让团里奖励他一条烟，这件事情被张普景知道了，在党委会上提出批评，说是搞物质刺激，乱定奖励标准，给团里出难题。他收拾我的事多啦。”
    陈墨涵说：“如此说来，张普景同志真是为革命立了大功，单是制约你这一条，就立下了汗马功劳。恐怕也只有张普景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跟你斗争。他不怕你。”
    梁必达说：“其实张普景这个人，是很好对付的。他跟我斗了几十年，没有把我斗倒，我却掌握了跟他斗争的艺术。很简单，这个人虽然也搞安眼线听小报告的特务工作，但有一条，他死抓证据，哪怕他已经感觉到那件事就是你做的，只要抓不住证据，他就不开火。他是个真革命。”
    陈墨涵笑道：“你说的这个简单还真不简单。谁能保证自己犯错误落不下证据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你有问题，总是要留痕迹的。”
    梁必达说：“对啊，所以说跟张普景在一起你就会紧张。他神经过敏，动不动就念你的紧箍咒，你就得严格要求严格律己，你就不敢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这也是当初杨庭辉和王兰田他们硬要把张普景和我绑在一起的原因。我就是被这个老顽固磨出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一套在我梁必达身上行，在别人的身上不行，在战争年代行，在和平建设时期吃不开。他死板教条认死理，把重要位置交给他，他会搞得一塌糊涂。他谁都反，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副军长他怀疑拉帮结派，后勤部长他怀疑经济有问题，政治部主任他认为原则性不强，几个师长政委都怕他。那怎么行啊？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谁敢拍着胸脯说他就没有一点私心？谁敢凭良心讲他一辈子都不做几件错事坏事？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成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只要发现问题，他就公开批评，丑事脏事全兜出来，一点不给面子，那谁还敢跟他靠近啊。你这个白匪假清高，好多事你不参与，所以你不知道，机关好多人暗地里喊他张老虎。所以说，我们两个搭档，虽然他是政委，但大政方针还是由我来把，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还是这样，上级也是这个看法，默许。套用一句领袖的话说，这个人不可不用，不可重用。为什么说不可不用呢？因为有他在，部队有正气，歪风邪气抬不起头，我们大家都少犯错误。但又不能重用，他一切都要求规范，执行政策命令一点灵活性都没有，能把工作做好吗？都像这样工作，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干什么？上级一个文件下来，一个命令下来，一丝不苟照着办就是了，不照办的撤职杀头不就得了？可是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具体的细节，具体的问题，盘根错节纠缠不清，需要具体的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方法疏导解决。如果都按张普景的来，不知道要撤掉多少人。”
    陈墨涵说：“听梁大牙一席话，胜读十年马列书。梁大牙能从一个二流子当到解放军的军长，不能不说有张普景的一分重要功劳。”
    梁必达说：“我抗议，我不是二流子。但你说张普景有功劳，这话你说对了。我这个人，确实有点匪气霸气，还有点军阀作风，一般的同事是不敢轻易翻我眼皮子的。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干部的任免，我们两个人争了起来，我坚持要提，他坚决反对，桌子都拍了起来。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任人惟亲，还说他要坚持到底，他说我死都不怕还怕你梁大牙？他妈的他一上火就喊我梁大牙，急眼了就不顾影响。后来还是我让步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张普景这样的人跟在屁股后面找我的事，挑我的茬，我还真有点把握不住自己。只要张普景跟在后面，我就要小心一点，凡事三思而行，不敢为所欲为，不让他抓住把柄。你们都看出来了，张普景一直是我的对立面，可是这个对立面难得啊，他不搞阴谋诡计，他面对面地搞你，那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这么说，没有张普景几十年来如一日地捋我的辫子，那就不知道要犯多少错误。可惜啊，可惜，我的好对立面啊，他再也不能跟我斗争了。我是多么希望他还活着，还站在我的面前，还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我的茬子。可是，再也不可能了。我真是对不起他，一个军事主官，有这么一个政委，那真是托马克思的福，给了我一个张克思。往后，就是再让我当个师长军长，恐怕也很难有这样的好政委跟我搭档了。没有一个好政委，军长师长好难当啊……”
    梁必达说不下去了，陈墨涵知道他是在抹眼泪——落到这步境界，梁必达的伤感是真实的。
    陈墨涵说：“那时候，我在舒霍埠那边就听说了，说你们内部很复杂，有什么江淮派凹凸派之分，没想到你这个凹凸派和张普景那个江淮派最后竟是这样紧密。”
    梁必达说：“什么这派那派？都是革命派。说这派那派，都是江古碑他们自己造的。那时候除了李文彬，所谓的江淮派就是张普景、江古碑和窦玉泉三个人，往下数朱疆也是，但朱疆最终成了我的人，是个坚决的梁大牙派，他带兵我信得过。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还没问我最看不起的是谁，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就看不起江古碑，这个人是个坏人，比李文彬坏多了，是小爬虫。李文彬要不是被俘，不一定有江古碑坏。我跟你讲，现在我有个很重要的体会，好人就是好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坏人。江古碑参加八路，有很大的偶然性，他就是参加了国民党，他还是个坏人。参加什么组织可以选择，选择的过程中也有偶然性，但是要当好人和坏人就不是偶然的了。你陈墨涵原来是打算投八路的，我是打算投刘汉英的，阴差阳错，咱俩调了个个，可是殊途同归，我们还是走到一起来了。可是跟江古碑这样的人就不行了，说起来是同志，一个战壕，一个锅里吃饭，可他还是敌人，他妈的连张普景他都整，还想置老子于死地。早知今日，当初完全应该把李文彬的下场转移到他头上去。”
    陈墨涵愕然：“说来说去，主动权还是在你手里啊？”
    梁必达半天没吭气，突然一阵大笑：“那我就是贪天之功为已有了，我哪有那么深的心计啊？我还是习惯这个。叭，送他上西天。”
    灯光下，陈墨涵看见梁必达伸出右手，食指做枪管状，中指抠了几下，脸上呈现出很快活的样子。梁必达又说：“搞掉李文彬，是凹凸山国共之间的又一次合作，本部是窦玉泉，贵军是文泽远，窦玉泉主动要求由他处理这件事，同贵军的文泽远联合牵头办的。详细情况我没有过问，反正我知道把李文彬干掉了，还是贵军的高女士下的手。我那时候天天都在琢磨小日本，哪里还能管得了那么多？”
    从那个夜晚开始，每天劳动回来，两个人自己动手，弄点可口的饭菜，偶尔还来点小酒。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陈墨涵都喊梁大牙，陈墨涵没有绰号，梁必达就干脆叫他白匪。如此，倒也不见恶意，把不是日子的日子过得还算过得去，当真有些身在山野乐不思蜀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