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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了报答的机会,主任的儿子1周岁生日,在某酒楼请几桌酒,曹乐也是在应邀之列。
在请酒的那天,曹乐从银行里领出30元钱,逛了几家商场,买了几袋奶粉,想想价钱不够,又添了一盒太太口服液。
甄主任什么也没说接过礼物,热情地指指旁边的酒桌,示意曹乐坐上去。曹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不就是欺我是个农村来的,没有后台没文凭嘛。曹乐这样愤愤地想。没人知道曹乐跑去市自考办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并且把银行里仅存的200块钱买来了书本和笔记本。
我要考个文凭证明自己的能力!曹乐开始了向自考路上的艰难跋涉。他一有空间便拿出书本来读或认真地记笔记。他不理会同事们投来的或嘲讽或妒嫉的眼光。有时副主任还像监工一样地盯着,他才极不情愿地将课本收回办公桌抽屉里。
曹乐承受着双重的压力,一是学习压力,还有就是要承受果干得不好,随时还会被裁减下来的工作压力。
两年半的努力,曹乐终于取得了大专文凭。
此刻,在南方的城市里,曹乐行走在眩目的阳光下,欢喜和惶惑地活着。他的文凭淹没在一阵为挣钱奔波的脚步声和聒噪声中。他的心灵在这些矛盾中反而蜕化成茧,紧紧包裹起来。而欲望是蛹,随时破茧而出。
曹乐自恃不是甘愿死睡的蚕,他有能力扑腾振飞。纪实文学他的心在无数的夜晚慢慢捂热,直至达到燃点,亮了起来。
曹乐开始存钱,有时50元、100元也决不乱花,把它存进银行。
曹乐就这样长久地在办公室里坐着。这是午夜时分,曹乐坐在报社广告部的办公室里,他虚汗直冒。
那只硕大的蝴蝶扇起阵阵黑色的旋风,让他本就郁闷的头脑有点眩晕。“鬼!”——当这个字眼忽地跳进他脑海时,他开始颤栗起来。
张大鹏判了一年徒刑,退回全部的赃款。案件没有涉及到曹乐。报社很快把张大鹏除名了。
张大鹏的除名尽管是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让曹乐一阵心悸。虽然报社正在走下坡路,发行量日益减少,广告额日益下跌,员工工资待遇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但大家真正想走的并不多,现在出去找一份工作不是很容易,只要发得出工资,就在这里耗着吧。很多人这么想。
所以一听到“除名”两个字,曹乐便感到了某种危机。
一天,甄主任把他叫到报社大门外说:听说报社近期要裁员,主要是把一些临时工特别是没有大专文凭的临时工辞退一批,以节省开支。
一种不祥之兆掠过曹乐的脑际,他心中一阵慌乱。
我想,你是不是请主管广告部的覃副总出来保你?甄主任为他出主意。
曹乐缓了一口气,喉咙“骨碌”动了一下,紧张地问他:怎么保?
具体还是我出面,替你求个情。甄主任看着不知所措的曹乐,故作轻松地说,然后拍拍曹乐的肩膀:你还是先干好工作,别因此影响情绪。
嗯,曹乐机械地点点头。
后来,曹乐终于留了下来,成了广告部精简后留下来的20人之一。甄主任对曹乐说:好好珍惜机会。
曹乐对主任有种深深的感激,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报答这位既是上级又是老师的好人。作为一位从农村出来的青年,他还没给谁求过情送过礼。他越这样想,越觉得应该报答老师,以补偿欠下的人情。曹乐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被曾经险些被抛弃后又被人用温暖的双手抱回来的孩子。孩子懂得谁对他有恩,但苦于不知该如何报答而忐忑不安。
晚上的阅读是惟一的陪伴,陪伴他的是书报中的人物,可他们能说话吗?
每天早上6点钟,曹乐匆匆起床,吃一碗豆浆和一根油条,挤上一趟公共汽车,在经历了7个站之后公共汽车像个疲惫老人把他卸在报社门口。打了卡,然后到处打电话,像机器人一样地念着广告刊例上的价目,像背书似地数落着报纸的几大优势,如果遇到对方说“不做”,就像做贼一样放下电话逃之夭夭。所以,曹乐更多的是在办公室里接待那些自已找上门来的广告客户。
城市的繁华和喧嚣与他无关,他只是机械性的接受广告业主或硬或软或嗔怪或漠然或笑或丧气的脸。他们的脸甚至无法影响他的工作情绪。
他每天不止接触一百张形形色色的脸,但他感觉还是一个寂寞的人。
心灵是属于自己的,喧嚣与平静只有自己能体会,与环境无关。——曹乐在一个失眠的夜晚,第一次从背包里掏出一叠家乡县文联主席亲自送给他的稿纸上,写下了上面一句话。
这句话成了曹乐走进南城的第一次“写作”。那一刻他奇怪地想起了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他欲哭无泪。
几天后,好在报社来了一位新的广告业务员,也是农村的,矮矮的个头,黑黑的皮肤,与曹乐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他叫张大鹏,张大鹏一头短的长发显得很精神,讲话时微翘的嘴唇又很自傲。但曹乐对这种自傲毫不反感,因为他看到张大鹏有几次在报社正式工面前讲话也是带着这种神情。曹乐从中读出了莫名的快意。
听说你也写诗?还在大学念过中文专业?曹乐问张大鹏。
瞎写,如今谁还写诗,挣钱最要紧!拉得一单大广告我们就发了!张大鹏随口答。接着,他很神秘地附耳对曹乐小声说:我母亲是村里有名的能把死者从阴间叫到阳间来与生者“直接对话”的仙姑,她算出这两年我准能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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