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距嘉永七年(1854年)三月整整过去了十年,距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差不多是八年,据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近乎五年。
这些日期代表的意义是:
1854年《扶桑米人和亲约定》签署,扶桑正式开国;
1858年《扶桑米人修好通商条约》签署,正式承诺对外通商;
1859年7月1日,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三港开埠,扶桑通商正式开始。
这些年来,扶桑的对外策略反复动摇,进而平添了无数风波,到了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终于赢来了一个总爆发:
作为激进攘夷派的标志,以奉敕意密旨之名,长州悍然于“葵祭”当日上洛兵谏!
自庆长二十年(1615年)的大坂夏之阵后,这是249年之后,扶桑近畿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诸侯混战。
至此,德川幕府维系了200余年的“太平盛世”,也彻底进入了落日余晖的阶段。
这次长州进兵的目标“京都”,古称平安京,坐落于山城国内,西、北、东多山地,南部较为平坦。
嵯峨、山崎和伏见街道,分别在京都的西南和正南之间,长州兵马从三方向开始进攻,打的就是乱中取胜的主意。
不过本来只有二千兵马,还要三个方向,多少有些力不能及:
伏见街道最为宽阔,长州藩将主力选锋队千人放在此处,以来岛又兵卫为前锋,总大将福原元僴坐镇后方——虽然名义上,长州兵是护送世子毛利定广上京自辩,可实际上,因为兵危战凶,定广从头到尾都没进过近畿,只有影舞者在糊弄人罢了。
嵯峨、山崎方向,则是由奇兵队千人布阵,由久坂义助等人统领。
只所以这样布阵,完全是长州方面信不过奇兵队的战力:
选锋队由长州武士、足轻组成,器械精良、补给充分,而奇兵队呢,则类似乡兵组织。
虽然在去年的下关之战中,奇兵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时选锋队被正面击溃后,是奇兵队大发神威,通过游击赶走了登陆的三国联军。可在选锋队眼中,奇兵队靠的是骚扰,算起硬碰硬的实力,其依然不入流。
可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的这场“葵祭之乱”中,事实证明,选锋队可比奇兵队差远了:
拿着少量鼻烟壶、大量米尼前膛枪、配有拿破仑前膛炮的选锋队,从开战到溃败,根本连伏见街道都没冲破;
反倒是奇兵队,尽管手里连青铜炮都没几门,但凭着手里的滑膛枪,居然生生杀入京都的下京。
当然,事后各方分析,这可能也并非选锋队之过——面对“扶桑第一强兵”,白主藩兵用的可是连珠枪、机关炮和后膛大筒,这谁打的过啊!
可尽管如此,大家也无法否定奇兵队的战绩,毕竟人家靠手里的滑膛枪,居然一度压过对面的会津兵马。要知道,会津兵手里可是有鼻烟壶枪和拿破仑炮的,双方军械同样有代差。
而且,从人数上看,选锋队和奇兵队的对手更是比例悬殊:
选锋队是一千人打白主八百,是以多打少还被一击而溃;
而奇兵队呢,近乎一千人打一万,对手开始是两千会津兵,后来桑名、彦根藩、阿波、备前、因州、米泽等诸侯兵马一拥而上,恐怕连神鬼面对这种局面,也无法逃脱败亡的命运。
不过呢,长州奇兵队和选锋队战力的孰强孰弱,只是这场“葵祭之乱”引起的一个话题,而震惊扶桑乃至惊动西洋诸国公使的,却是此战引起的种种争议:
首先呢,很多人对长州以卵击石表示难以理解。
事后根据有心人统计,当时在京都的有八十多家诸侯。
其中,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会津兵有两千,新任京都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的桑名藩兵有一千多,受幕府命令守备近畿的彦根藩有兵马一千。
再算上将军家茂上洛带的两千幕兵和一千白主兵,光这
些,幕府方面在京都就有七千兵马。
要是再算上外围的大坂定番、大坂加番和附近诸侯,那这么算下来的话,长州以两千正面挑战数万,莫不是疯了不成?
其次,京都各方在葵祭之乱的表现也颇为可疑。
本来呢,事前说是扶桑皇帝要亲自出席葵祭。
可实际上,等正式典礼的之前,公卿和诸侯们才惊讶的发现,御辇里空无一人。这时关白二条齐敬才慢吞吞地告诉大家,因故扶桑皇帝来不了,这次临时由他代理祭祀。
问题是,征夷大将军的马车也是空的。
另外呢,六位国是参与,庆喜、庆永、容保加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其实也一位都没到。
而且不光这些人没到,新任京都所司代的桑名松平定敬、受幕令守护京都的彦根,上洛兵马稍多的阿波、备前、因州、米泽、淀藩等等,其首脑全部未到!
因此呢,当京都四处火起的时候,出席葵祭的所有人都知道有大事发生。
不过呢,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前京都内外就充斥着紧张的气息,各家都在拼命约束人手,如今这不过是图穷匕首见,倒也没啥可大惊小怪的。
虽然如此,可事后大家发现,“葵祭之变”中,除了攘夷浪士外,近乎所有人都站在了长州的对面,这件事呢,还是引起了惊叹:
“本来意见不一、立场不同的各家,居然能一致合力怼长州,这件事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可不接受也不行啊,毕竟事实如此。
尽管事后,公卿西园寺、“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的谋主藤田彪,两人被发现为在长州营中为乱兵所杀,但一句“受命前往安抚,可惜未成反被残害”,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为啥浪士在京都四处纵火时,有相当多的各家藩兵,自发前往将军家茂驻跸的二条城附近,当时剑拔弩张,这也肯定是误会啊。
甚至政事总裁庆永的越前福井藩,有五千兵马突然出现在京都,这是从琵芭湖西岸急行军到京都,还是早就埋伏好了,这些也不必深究。
反正呢,尽管长州丧心病狂以卵击石,虽说京都当时兵乱叵测难言,可结果却是一团和气:
到最后,近乎所有在京的势力都参与了打击长州,可怜长州两千人,战死的战死,被抓的被抓,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事后,“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松平定敬三人为朝廷大加褒奖。
而击溃长州主力选锋队的白主松平家,也荣耀异常——家主茂敏从不伦不类的“南桦太守”被提升为正四位下的“兵部卿”,而笔头家老堀直秀,也官复原职“安房守”。
之后在收拾残局的五月初,又有一条喜讯传来:
长州家主毛利庆亲“幡然悔悟”,在前侧用人吉田矩方、前佑笔麻田公辅、前大目付长井时庸、前前奇兵队总督高杉春风的“协助”下,以留守的奇兵队为骨干,开始尽除藩内的激进攘夷派。
至于落难长州的朝廷七公卿,尽管病死了一个,可中山忠光,在前一年天诛组之变事败不是偷偷跑到长州了么,于是这又凑成了七个,都被抓了,和毛利父子一起,乘船上洛请罪——是长州通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生野举兵的泽宣嘉,也偷偷溜回长州了。
说起这个,公卿、诸侯无不惊惧:
本以为四月“葵祭之变”后,长州和幕府还要做过一场。可没想到,长州居然就自己垮了。
这怎么可能呢?
长州神道昌盛,上下武力攘夷氛围浓厚,虽说精兵都拉出来参与“葵祭之变”,可破船还有三斤钉,考虑到吉田矩方等人之前又失势了,这翻盘也太容易了吧?
可后来等六月初毛利父子、七公卿在大坂上岸后,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护送的是萨摩、佐贺、筑前福冈三家的战船啊!
这下子真相大白,说不得毛利家这场变动,是岛津、锅岛、黑田三家在外发力
,吉田等人在内呼应,这出兵空虚又被内外夹击,难怪毛利家垮的这么快。
其实呢,这真是个误会,三家诸侯是派兵了,可主要原因还是毛利家在“葵祭之变”中败的太惨,这心气没了,加上吉田、麻田长井和高杉等人蓄谋已久,这才一战成功。
此时,因为“葵祭之变”的发生,将军家茂、六位国是参与及各家诸侯,全都留在京都未走。
这长州国主毛利父子加七公卿上洛请罪,大家商量着怎么论罪好了:
七公卿呢,因为被扣了传假敕旨的帽子,所以“葵祭之变”加以前的问题数罪并罚,免官、出家且流放北地虾夷。
相比他们而言,毛利父子的处罚就轻多了。
因为过去“被家臣蒙蔽”,后来又“幡然悔悟”,在将军家茂等人的坚持下,两人并未受到实际的责罚。
不过对此大家都没啥可说的,这不处罚可比处罚很多了:
如果处罚了,不管多少,这也算同甘共苦,日后未必没有翻转的希望;
可这不痛不痒的就是说了几句,毛利父子就坐蜡了——同盟的公卿没落好,奋战的家臣死的死、贬的贬,就你俩挑头的啥事没有。这长州内部怎么看、外人怎么看,以后如何取信于人啊!
至此,将军家茂上洛的大事完全解决,对外减税、暂停横滨锁港,被各方捏着鼻子忍了;三国炮击下关的变动,也因为长州自乱,这事也自动解决了。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底,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国是参与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尽数离开京都,留下“一会桑”稳定近畿。
“一会桑”嘛,指的是“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会津藩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松平定敬。
到了这时,扶桑政局已经明朗,过去的纷争终于被做了一个了断:
激进攘夷的长州彻底转向,武力攘夷的各家也偃旗息鼓,只有号召开国的幕府及其盟友大占上风。
至于幕府的“十年攘夷”计划,有减税和暂停横滨锁港的例子在前,那是否还进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按理说,扶桑攘夷风潮的高涨,来源于开埠后的物价沸腾——尤其是粮食,幕府这么明目张胆地延迟攘夷,那还不闹出大乱子来。
可实际上,乱子是有,但各家各地都没闹起来:
事后各方才发觉,就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前,幕府、白主、陆奥乃至越前、萨摩、佐贺、筑前福冈、土佐、宇和岛等各家背景的商船,开始大举运粮到各地。
这粮食一多,物价就被平抑,而民心也自然稳定。
可这么多的粮食怎么来的?
幕府对外宣称的是,箱馆打通了和米人的太平洋东部航线,北米粮食自然就源源不绝。
可这糊弄百姓、町人还成,诸侯对此都不予置信:
虽然米人因南北之战在扶桑的商人少了,可少了不等于没有啊!
打听过了,这北米是盛产小麦等,可这箱馆来的粮食,其中夹杂了大量稻米,这不是睁着眼骗人嘛。
考虑到幕府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曾派“健顺丸”访问中华松江,因此大家都觉得,这是幕府掩人耳目,其实这批粮食有来自中华的稻米。
可据各家扫探,和历六月西洋历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中华长发之乱初平,这中华百废俱兴,哪有大批粮食出口啊。
而且呢,运到北地箱馆不是运到九州、大坂,这样的航线也有蹊跷啊。
但不管怎样,手中有粮不慌,只要有源源不断地便宜粮食,幕府说这是北米的,那就北米好了。
扶桑政局的动荡,根源来自各方的忧虑,靠着能提供大量粮食,表现出解决时艰能力的幕府,顺利渡过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危局。
而经历了文久三年(1863年)至今的探索,小栗忠顺首倡的西洋式殖产兴业,也开始显露出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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