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大鲁忍不住插言道,“不管,不管能行吗?难道让股市妖股满天飞,千股千庄才好?”
“不是不管,而是依法治理,杜绝行政干预。”任震威反驳道,“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体系,不需要万能的上帝,监管者的职责是确保既定的规则得以遵行。至于市场的运行机制,各个参与主体能够自行调节。不合理的现象有媒体会揭露,有券商会提醒,有我们这些大资金会打压,不可能成为主流。况且,上亿的投资者都没有判断力吗?都只青睐妖股吗?当然不是。相反,行政干预有时候才叫天真和理想化,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只要投资者足够多,所谓的妖股和庄家就不可能成为主流,反过来说,庄家和妖股多了,只能说明大多数的理性投资者已经远离了市场。理性的大资金会害怕庄家?会害怕盲目的散户吗?不,他们害怕的是人为的行政干预。事实证明,大多数有一定资金实力的理性投资者,都不愿意参与二级市场,不是因为监管者不管,而是因为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大鲁仍旧忿忿不平地反驳道:“我看你们是过度迷信西方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中有计划的部分,计划经济中也有市场的部分,不要教条主义。事实证明,正是我们这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体制,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国股市向来不管就乱、一管就死,不管能行吗?关系到上亿群众的大市场,出了事谁负责?我还正好想起了前不久的那件荒唐事,有人大肆鼓吹小孩感冒很正常,不用看病不用吃药,一个星期自然好,还能增强抵抗力,相反,去看病了有可能会被使用抗生素,还有可能交叉感染。这么愚昧的说法,不但真有人信了,竟然还广为流传。暂且不说感冒到底会不会自愈,哪怕一万个孩子里面,只有一个必须就医,谁愿意成为那万分之一,谁能承受失去孩子的风险,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一样的道理,自由市场纵然有各种好处,但是我们承受不起资本市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所以必须加强监管。”
大鲁当年大肆批判价格双轨制,毅然放弃通过批条*子便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率先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最终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富豪。他绝对不是那种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然而,他的家族曾经跟随历史的大潮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好不容易才结束了祖国百年的纷乱,谁曾想没过多久,竟又遭遇了十年动乱。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大鲁对稳定的渴求,对动乱的抗拒,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梅豪韵完全理解大鲁的担忧,从大局的角度出发,他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监管能否带来稳定,动乱是否因为监管缺位,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至少,如果仅仅就跌幅而言,中国股市的几次股灾,毫不逊色于欧美市场的那些所谓金融危机,而监管者的一些举措似乎并没有平抑波动,相反,火上浇油的案例倒比比皆是。
“大鲁哥,避免金融风险这没有错,然而太多人因为对资本市场的一知半解,从而错判了风险,这才是症结所在。”任震威清了清嗓子,沉声说道,“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久。从国债329事件,到519行情,再到123号股庄斗,经历了次贷危机以及这次股灾,每一个阶段我都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情绪,直到前一阵子,我和豪韵在一次闲聊中,谈到了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和其中的一些观点,突然有所顿悟,过去隐隐约约的一些想法终于串了起来。资本市场,是人类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它并不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甚至连资本市场的关键要素——货币、公司,也都是虚拟的,是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既然如此,资本市场的运行并不会受到任何自然法则的束缚,正如货币的发行并不存在自然约束一样,支撑起资本市场的唯一基石就是信念。它只存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心中,只要投资者相信,它就存在,仅此而已。那么,资本市场甚至金融市场的风险在哪里?不在于所谓的泡沫,更不在于经济的好坏,而在于人心,行为心理学就是资本市场的全部。是谁规定了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是谁规定了价值评判的标准?是谁规定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是谁规定了泡沫终将破裂?又是谁定义了泡沫?一切都只是约定俗成,一切都只存在于投资者的意识里。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正如一些宗教的观念早就深入人心一样,资本市场的大多数理念也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无论经营还是监管资本市场,他的核心不是教条,更不是涨跌,而是人心,是投资者的观念。”任震威喝了口茶,继续说道,“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公司的价值如何评判?这取决于投资者的价值观。你可以认为赚钱的公司最有价值,我也可以认为重要的公司最有价值,还有人觉得稀缺的资源最有价值,也有人坚信掌握未来的公司最有价值,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广义来讲,资本市场的估值是由这个市场的大多数投资者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人家欧美人给予常年亏损的亚马逊、阿尔法特、特斯拉以及高通很高的估值,中国最好的新经济公司纷纷赴海外上市,我们的监管者却还在死磕财务报表,甚至强迫和推崇所谓的‘价值投资’,似乎不买最赚钱的公司就是不理性的,不专业的,可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估值体系了,甚至还要鼓吹别人家的泡沫,太滑稽了。有人喜欢最赚钱的公司,那没问题,但也有人喜欢代表未来的公司啊!我无法比较两种价值观的优劣,这本来就只存在于投资者的意识*形态中,没有可比性。但是股市的估值体系体现了投资者群体的价值观,一亿投资者的价值观几乎就代表了国家的价值观。资本市场的功能和定位是什么?我说的不是融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这个层次的,本质上,资本市场应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服务。可现在呢?我们的大飞机工程或是高铁工程,又或者如果我们要在大陆再造一个台积电,资本市场能帮上什么忙?大哥,这本该是你们的舞台,你们应该站在舞台中央,把最利国利民的价值观牢牢地树立在资本市场上,让所有的投资者相信,最重要的公司才是最值钱的,代表未来的公司,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公司,甚至敢于创新敢于研发不怕失败的公司才是最值得投资的公司,我们国家的价值观才会树起来,资本市场才会活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为民族的复兴所服务。只可惜,你们自己放弃了这个阵地,反倒怪别人带歪了节奏,说别人是牛马蛇神。有些人的思想里已经被植入了‘智子’,还喜欢指手划脚,把资本市场束缚得严严实实。难道会看财务报表就算是专家了?投资所谓最赚钱的公司,其背后只是一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价值观。酿酒的确一本万利,还可以囤积居奇,可是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吗?银行本身不创造价值,它赚的都是实体经济的精血,这种罕见的投资价值会把国家带向何方?垄断行业也很赚钱,值得推崇吗?相反,芯片行业我们落后了,投入大,经济利益小,但那是科技升级的命脉。国家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不但负担沉重还要面临来自欧美国家反补贴的诘难和抨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地在资本市场树立起投资战略核心产业的价值观呢?不赚钱怎么了,谁规定不赚钱的公司就不能上市不能投资了?反倒是美国人自己,对那些巨额亏损的新经济公司趋之若鹜呢!大哥,是时候彻底反思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经营和监管理念了。”
鸦雀无声,谁都没有说话。大鲁独自点了一支烟,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任震威给任国强和梅豪韵散了一圈烟,大厅里烟雾缭绕。
良久,大鲁掐灭了第五个烟头,一拍大腿,说道:“景德,你说的有理,我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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